《现代语言学家苏培成》：
赵北大中文系名家很多，谈谈您的专业课学习情况。
苏民国时期的国文系有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等课，但是没有综合性的现代汉语课。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现代俄语”课，开设了“现代汉语”课。我这一届的“现代汉语”课是由林焘、朱德熙、姚殿芳三位老师担任主讲，共讲了三个学期。1958年汉语教研室集体编写了《现代汉语》教材，分为上中下三册。全书有七个部分：绪论、语音、文字、语法、词汇、修辞、作品分析。这部教材出版较早，内容很新，影响很大。我们上课时只用了前两册。1961年调整教学计划，现代汉语课减少了课时，精简了内容，删去了修辞和作品分析。教材变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材后来又经过几次修订，一直用到现在。书中的语法部分是由朱德熙先生执笔，他用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描写汉语语法，令人耳目一新。语音部分是林焘先生执笔，他把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加以改造，建立了现代汉语语音学的体系。
院系调整后，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曾由不同的老师任教，教学内容也各不相同。魏建功先生主要讲作品，杨伯峻先生主要讲文言语法。1954年王力先生由中山大学调到北大，还没有打开行李就上台讲授汉语史，这在全国高校是第一次开设汉语史课。王先生讲了几年，课程建设大体完备，改由年轻的老师主讲。1959年王力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设计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新体系，并且编出了讲义，课前发到学生手里。在一教的101大教室上课，旁听的人很多，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新体系教学效果很好，教育部决定以王先生的讲义为基础，由王先生负责编写全国统一的古代汉语教材。这样一来，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只上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就以参加教材的编写代替上课。老师分给我们一些文选的篇目要我们做出注释，分配给我注释的是柳宗元的《牛赋》。因为我们课程还没有学完，知识不够，所以我们注释的文选最后都没有采用。王先生主编的四大本《古代汉语》出版后成为学习古代汉语的“百科全书”，直到今日仍影响巨大。可惜我们只读了教材的第一册，没有学完全书，知识有很大的缺口。
袁家骅先生本在北大西语系任教。因为他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成就卓著，后转入中文系。袁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内容丰富，富有创造性，是这门课程最有影响的教材之一。后来袁先生又主编了《汉语方言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袁先生给我们讲授方言学，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过音韵学，听起来很吃力，似懂非懂，这门课程我没有学好。1959年夏季去无锡调查吴方言，袁先生亲自跟随我们并指导调查才大体明白。1960年袁家骅先生又给我们讲授汉藏语导论课。袁先生是壮语专家，广西的拼音壮文就是由袁先生负责研制的。也是由于我们的准备知识不够，听课很困难，如同听天书。袁先生每周用一个晚上到学生宿舍辅导，但没有人问问题，老师干坐在那里。那时我们年纪小，不懂得珍惜学习机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即使这样，我还是通过跟随袁先生学习，对汉藏语有了初步的了解，大体能够阅读研究民族语文的论著。1980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几次开设汉藏语课程。那时袁先生已经去世，改请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先生负责组织教学，由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主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稿经过修订成为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99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是过来人，所以明白汉藏语概论这样的课程对北大语言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十分必要。
按照教学计划，语言学专门化要开设三门理论课，就是语言学引论、普通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史。我们这一届的语言学引论是由一位助教主讲的，课堂比较沉闷。外国语言学史本来由岑麒祥先生主讲。我读书那一年，岑先生应南京大学方光焘先生的邀请去南京大学讲学，这门课改由高名凯先生讲授。高先生还编写了讲义发给了我们，可惜这份讲义我没有保存下来。普通语言学一门由几位年轻的老师参照高先生的《语言论》分头主讲。这门课本来就复杂，理论性又强，不易讲好。由年轻老师主讲深度不够，印象不深。高先生的《语言论》出版后，我几次阅读学习，因为没有老师指导收效有限。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