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隋唐婚姻制度研究》：
（一）南朝皇室的积极态度
众所周知，南朝的开国皇帝，大多出身低微，由于握有兵权，才逐步夺取了政权。他们权势虽重，但尚无足够的力量驾驭全局，有“众情犹有疑惑”之虑。在这种扑朔迷离的政局下，他们不得不拥立前朝小皇帝作为过渡时期的挡箭牌，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达到取代之目的。此外，他们需要取得有政治、社会地位的士族的大力支持，方能进一步获得社会的承认。婚姻手段是实现这一政治任务的最佳选择，因此南朝的皇帝多采取联姻以及“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方针。
（二）士族在南朝前期的政治舞台上仍有较强的实力
依据史籍粗略统计，在南朝时期，琅琊王氏在中央所任的官职，多为负责行政重任的高级官员。其中，尚书令、仆射和尚书共32人；专门负责铨选的吏部尚书18人，参加选举的吏部郎6人，从而基本操纵了选举大权，维护了侨姓士族的门望和政治特权。
同时，南朝的爵位制，使他们获得丰厚的封国禄秩和经济特权。如琅琊王氏因勋绩获得爵位者21人，其中公7人，侯12人，子、男各1人。南朝士族受封者，可享有封国役使国吏与收取国禄的权益。这些国禄，即从食邑上榨取的实物地租。丰厚的国禄，壮大了琅琊王氏的经济实力。
在琅琊王氏仕宦的109人中，一品官有4人，二品有9人，三品官有51人，三品以上官共计64人，约占入仕总人数的59%。所以，南齐时尚书右仆射王俭之子王骞，尝从容谓诸子：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可见，此时琅琊王氏有较大的政治实力，王氏子弟孤傲自鸣，并不把皇族放在眼里。同时说明，士族与皇室联姻，所益唯权势而已，对社会地位无多大影响，即天子只能贵人以官爵，不能奖人以声誉。
（三）依附皇室以图生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内部不断发生分化：有些士族的门望在继续上升，有些则沦于衰微；有些庶族新贵不断挤入士族圈，有些士族则不断被挤出士族阶层。也就是说，每朝每代都有旧士族泯灭、新士族不断孕育产生，而维系它们的催命鬼和助产婆就是政治、经济权力的得与失。
谯国桓氏在东晋政坛上曾经有举足轻重之势，经过刘裕的杀戮，桓氏遂灭。与桓氏同流的渤海刁逵，在皇权的镇压下，其子侄无少长皆死，刁氏遂灭。家世贵盛的太原王氏，也遭到毁灭性打击，至南朝，太原王氏已寂然无闻。
与以上这些望族相反，琅琊王氏能俯仰时俗，依附皇权。如齐高帝夺取宋政权，齐明帝废鬱林王之际，王俭、王晏都采取拥戴新君的积极态度，这正是琅琊王氏在南朝得以保持领袖地位，并和皇室婚媾独多的重要原因。
另外，南朝时，由于中央实权被庶族出身的中书舍人所控制，侨姓士族为了同庶族抗衡，为了维护其权益，需要和皇室联姻。琅琊王氏同皇室缔结密切的婚媾关系，不仅有利于巩固两者的政治联盟，还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如王僧绰尚宋文帝女东阳公主，因而在仕途上得到迅速高升，被擢拔为侍中，掌控机密，时年不过29岁。可见，温情脉脉的婚姻关系，是扩大权柄和提高家族实力的政治交易而已。
以上所述，是琅琊王氏与皇室联姻的最佳时期。到了陈时，琅琊王氏国婚对象有了急剧变化。琅琊王氏国婚载于史籍的共有14例：皇后5例，王妃3例，公主婚嫁6例。但陈王朝同侨姓士族的联姻仅有2例，即陈废帝皇后为琅琊王固之女，宣帝皇后系河东柳偃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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