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 ，1913—2009）是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担任教职并在印度长期任教之后，他于1970年加入了爱丁堡大学历史系，在那里担任现代史教授直到退休时为止。著有《人类之主》(the Lords of Human Kind)、《从征服到崩溃的欧洲帝国》(European empire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莎士比亚:诗人与公民》(Shakespeare: Poet and Citizen)等著作以及无数许多作品，并翻译了两卷乌尔都语诗歌。

作为世界上很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作者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运用了历史、文学与政治等多方面知识，以见解深远的视角探究美国权力的进阶之路。

本书从美国的帝国起源的问题上从大历史观的观点展开分析，通过对关键文化数据的解读，分析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紧紧缠绕的金钱与政治的繁杂关系，描述了这个国家如何成为今日全球霸主的历程。

与维克多•基尔南的正文内容一样富有价值的是艾瑞克·霍姆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作的前言和约翰·特朗普布尔（John Trumpbour）所作的导言和后记，也分别提出了他们关于美国帝国的深刻见解。这些观点绽放出智慧的光芒，照耀着美国对军事力量的利用与滥用、对国际认同缺乏尊重、预先防御权利等留存至今日的由美国霸权主义造成的全球性问题。

“维克托•基尔南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出色研究是备受瞩目的成果。他敏锐的分析、深刻的洞察力与广博的知识丝毫不减当年的光彩，这使得此书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一本对于帝国形象生动描述的书。”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第九章  帝国的新目标

从南北战争到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只隔了一代人，这似乎是一场大战之后重新回到战争状态所需要的时间，宝剑再次发出了浪漫的光泽。美国的武装力量依然薄弱，欧洲的武装力量则日益壮大，而日本正在仿效欧洲。那正是“宠坏了的投票人”盛行的时期，人人都不喜欢去打仗，西奥多·罗斯福对此深恶痛绝。可能会接到武器订单的制造商们通常可以在没有武器订单的情况下仍然盈利，但一个国家只有当敌人近在咫尺的时候，纳税人才能感觉到自己正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战争的拨款才能很容易就得到。1878年曾有过在夏威夷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的建议，但最终不了了之。当1879年欧洲贸易萧条时，英国贵格会教徒及激进分子约翰·布莱特认为由于美国还没有“培育出一个比肯斯菲尔德或索尔兹伯里那样的人来误导国家的政策并浪费国家的资源进行帝国的冒险”，它正处于一个更好的地位之上。在那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中，智利人从英国买了几艘新的铁壳军舰，所以能够蔑视华盛顿笨拙的努力，不让秘鲁夺走它的几个省份。布莱恩国务卿在那场争端中口若悬河的说词声明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没有限制的，在美洲大陆上的任何冲突中都是不可抗拒的”。但按照军事实力来说，国务卿的声明是十分可笑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美国官员涉及南美事务时，总会对智利人的傲慢无礼愤愤不平。

美国人的哲学观已经在改变，或即将发生改变。在19世纪90年代，这一点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历史学家们后来把19世纪80年代看作是改变的前奏，“那是一个摸索前进，制订与国家新的工业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策的年代”。一个迹象是1881年通过的一个新的海军计划，即便那个计划的进度不快，还有很大的修改余地。有人曾写了一段讽刺性的预言，说美国叫嚷着要和英国打仗，结果被轻易地打败了。但在1890年，当马汉舰长关于海上强国的书出来之后，立即就成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政客和海军将领们的圣经”。海上强国的观念是技术的一个分支，美国在这个领域里已准备就绪并要站到前列。在同样的年代里，尽管变化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陆军也在试图改组，改善军官的训练，从南北战争后的“黑暗年代”中走出来。

改变公众情绪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国内可供殖民的资源被不负责任地滥用了。白人开拓者的故事也就是“掠夺和滥用土地的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沙质土壤很快就被新农民变成了沙尘暴中的沙子。那些农民中有许多人是借了债来种地的，他们或被迫从投机的土地掠夺者那里租借土地，或过着佃农的生活。在西部地区，很多时候“家园”既是美国人的民主幻想也可能是现实。凡勃伦写下了关于林地遭到破坏的经典故事，美国人把“合法夺取作为将各种公共财富转化为私人收益的普遍做法”。当然，是那些有资本入市的人获得了利润。从事“砍伐国家木材资源”的资本家们一般都会得到“同胞们的衷心赞赏和钦佩”，并经常被选为有关国家事务的合适的监护人。

几乎没有人对所有这一切产生过疑虑，但是拨款进程即将完成时它的速度之快使人有所警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安，数个世纪以来的西进即将结束，还没有找到别的替代选择。杰克逊·特纳在1893年写道：“开拓者们已经消失了，随着他们的消失。美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也结束了”，但是美国人的生活已经变得充满了现在已无法摆脱的“扩张性格”，“美国的知识界将继续要求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来进行操练”。这个难以安定的知识界最近正把这个国家推入一个疯狂的境地，跳入一个幽灵般的开拓者边界：乔治·艾略特从她的朋友斯托夫人那里学到的唯灵论，使这样的要求在美国比在英国更容易被接受。当然还有其他的要求，但一切都是一样的，华尔街提出的要求是更具帝国主义意味的。

对财富的争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现在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南北战争加速了工业的发展，对于奸商来说，它们的巨大收益或多或少都是阴暗的。在战争和征服中诞生出了一个新的秩序。“南方是一块铁砧，资本主义在那块铁砧之上锻造了政治力量”。然后，从欧洲流入了大量被轻易剥削的劳动力。结果是远远超出了欧洲人可以展示的最好成果。1888年，恩格斯从蒙特利尔给一位德裔美国朋友写了一封信，谈到了加拿大的生活节奏与美国相比要缓慢得多。“在这里，人们看到了美国人狂热的投机精神对于新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多么必要……输入扬基人血液的经济必要性将会取消那个荒谬的边界线并取而代之。”许多美国人也这么认为，法属加拿大至少可能希望成为合众国的成员，而不是在英属加拿大的一潭死水中停滞不前。许多法属加拿大人移民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加拿大日后的总理麦肯齐·金1896—1900年在美国学习时，他的周围环绕的都是如何赚钱的漩涡。

由此带来的投机热比在欧洲的更为夸张，狂野的增长和突如其来的危机。1883年时发生了银行业的崩盘，1893年又再次发生了银行业的崩盘，随之而来的是长期萧条和极高的失业率。在同一时期，美国正在实现经济学家所说的贸易顺差，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由于它的技能或运气，进口的货物要比出口的更少。1879年开始的大量小麦出口，使农民经历了世界市场的起伏。到19世纪末时，美国三分之二的出口仍然是食品和原材料，出口的盈利部分用于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分红。而现在制成品也出现了过剩，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因为国内的萧条使状况加速恶化，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更大的海外市场不仅仅是需要的，而且对美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在没有合理的大批量出口的需求下，现在所有的非理性的扩张主义都显得疤痕累累。美国不再依赖欧洲的资本产品，也不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原材料。制造出口产品的企业并不会为国民经济的需求而头痛。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操控政治的利益集团的采矿场，他们有组织地推动那架缺乏约束的国家机器不顾一切地前进，朝这个方向或是那个方向—欧·亨利的“文雅贪污者”亲戚们向轻信的乡下人兜售他们的金砖和钻石。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贝弗里奇说，这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和食物都比它能消费的多出了许多。他宣称作为减少生产的补充手段，“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政策，世界贸易必须而且应该是我们的”。这里既有资本主义的异常逻辑，也有美国人对命运的痴迷。这也是17世纪加尔文主义决定论能激发起那样巨大能量的原因。

争取扩张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诉求可能会得到更加宽容的聆听，因为美国正处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状态之中。大工业将会带来大规模的移民，而移民的生活状况正在日益恶化。美国突然在自己的国门之内发现了欧洲社会及其弊病。这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结构方面似乎也紧张得使人眼花缭乱。如果南方的寡头政治仍然试图重新控制一个在南北战争中失去的社会——他们遵循的是旧日奴隶制的底线，这就像新殖民主义在和直接的帝国统治进行较量。北方的资产阶级正在努力控制日益膨胀的劳动力市场，那些新来的移民并不是一直温顺文雅的。数百万人被迫连根拔起，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他们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只比非洲来的几百万人所遭受的痛苦好一些。纽约是一个非常像恩格斯所描述的曼彻斯特那样的城市，它有一大批贫穷的爱尔兰移民。一个移民限制联盟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新移民的欠缺之处，而且那些欠缺之处往往被描绘成是天生就有的种族特征，不是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

工人与官方或非官方的“秩序”维护者之间的斗争在白人与红种人之间的战斗结束前爆发了，在以前的战争中所养成的习惯为新的斗争，特别是为“秩序”维护者一方作好了准备。在纽约，1874年以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察向一支失业者游行队伍开枪事件而开始，1877年的一次铁路罢工也导致了人员伤亡，工人们在斗争中认识到他们需要比投票速度更快的防御武器。在1893年爆发的动乱严重到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恐慌。“民兵们要么不愿或者不能平息那些大规模的暴乱。最恶劣的暴徒们烧毁并和抢夺汽车。”由于招募了大批失业的新人入伍，经济困境部分地提供了自己的解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写道：“‘上帝’提供了国会所没有的创造”。对地方上的维护秩序力量进行了防暴训练。联邦政府于1903年承认了国民警卫队是一个具有与1789年在法国成立的国民警卫队同等功能的精英民兵军事组织，武装“主动的公民”或中产阶级去反对穷人。

资本家也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平会议上为捍卫他对萨尔地区的建议时曾说道，“在美国的某些工业区，庞大的私人公司有自己的警察，他们在工厂或煤矿运作时，没有与当地政府或联邦当局发生任何冲突”。此外，还有随时都可以召唤的预备役军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对军国主义的研究中指出：“在武装的平克顿侦探中，美国资本家们拥有一支高质量的永远听从指挥的‘黑色百人’队伍”。柯南·道尔曾写过一本关于美国煤矿谷地的小说，一个平克顿的英雄人物和一群恶棍般的工会头儿。正如他们的先辈解放了那个恐怖的山谷一样，现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将外国从共产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在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并迅速卖出了一百万本的乌托邦小说中，社会主义的声音仍然是甜蜜的。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美国人拒绝臣服于像“迦太基”人那样的富豪阶级，并将经济体系和平地置于公众控制之下。“公众舆论对此的看法已经成熟了，而所有的人民群众都支持它。”但是，随着1893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多年的动荡不已，到了那个十年结束时，第一次在南北战争中受到严峻考验的美国的重大发明之一——机关枪，在资本家和劳工的争端中已经被经常使用了。这个国家穿越过的距离可以用贝拉米的小说与190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的《铁蹄》之间的差异来衡量。《铁蹄》描绘了凶狠的阶级战争即将来临，并预言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社会紧张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不安。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社会抗争答案的理论成了一种时尚。洛克菲勒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生存的斗争把像他那样的人送到了最高层，那是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不足是，这个理论可以引申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是对阶级斗争的认可。在同样的国家或种族之间的竞争中，达尔文主义也许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对美国和欧洲文明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以及那个富豪阶级的未来都持有怀疑。日本的西方主义可能是对美国的一种赞美，但是一个装备着白人的枪支、制服和机器的黄种人，可能会比以前看上去更像外星人。而在美国国内流行的对中国劳工的仇视也正在由于对被唤醒的远东地区工业竞争感到紧张的美国工商界里找到了共鸣。查尔斯·皮尔逊在1893年描绘的白色人种被有色人种的浪潮所淹没的阴沉沉的景象给美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著作《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一年之后在纽约出版了其修订版。那是美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人们认为是斯宾格勒理论的思想前导。这个来自美国最为精心维护的家庭的成员，这位在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美国本土一样声誉卓著的思想家，从罗马时代的历史开始考察，像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视经济的影响，但却发现历史越来越被庸俗的商业贪婪和巨大的资本集聚所支配。他在对资本化社会的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之间徘徊，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感到陌生的状况。对亚当斯而言，在那两个罪恶中，当然是第二个的社会主义更糟糕。他和他的兄弟亨利对修正主义的

伯恩斯坦的出现感到无比的欣慰，他们觉得伯恩斯坦拔掉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牙齿。布鲁克斯·亚当斯也是帝国主义者，尽管罗斯福对他的衰退理论没有耐心，但他仍是西奥多·罗斯福的盟友。他希望美国能够在即将来临的掌握中国的战斗中与英国携手。许多后来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在他们那里中找到了一条摆脱法西斯主义困境的通路。

在国外和在美国国内，积极的进攻性的达尔文主义都被视为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对此不会滋生任何怀疑。此外，美国的国家历史随后把扩张主义描绘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一个边界已经关闭，而另外一个边界正在开放。一些劣等的种族已经销声匿迹，现在到了处置其他人的时候了。这种说法比任何新的，未经验证的说教更有说服力。贝弗里奇认为，现代航运和电报使海外领土的占领与过去在陆地上的扩张一样地自然。西奥多·罗斯福的大部分技巧都是用于说服美国人那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国家先前扩张的自然延续。

在罗斯福自己的脑海或情感世界中，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作为一个描绘狂野西部和印第安人战争的作家，他持有一种“真正西部开拓者的态度”，并且对解释以野蛮手段对付野蛮人的必要性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像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一样，始终专注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鸿沟，而且对新世界中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关注。罗斯福的帝国主义也有它的罪恶，但那是为了社会进步而付出的代价。保守主义者们总是认为那是一个轻微的代价，因为它是由别人支付的，而社会主义进步的代价对他们来说却是非常之高的。罗斯福有一个扩张主义者的朋友圈子，其中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亚当斯、马汉、约翰·海伊和其他一些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动机并都作出自己的贡献。罗斯福自己身体虚弱，他为了克服这个弱点而进行的努力可能会让他更崇尚武力，就如同从凯撒大帝那儿受到鼓舞而得到的一条枯萎的手臂。

宣教人士中最成功的范例可能就是乔西亚·斯特朗牧师了，他在1885年出版的一本书广为流传。他谈论的主题之一是过度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危险。到那时为止，美国的老一代国民和当年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很满足于安全地向美国西部移民的价值。他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上帝’正以无穷的智慧和技巧，训练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刻。”“那是人种最终竞赛的……”的时刻。“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那个强大的种族将移向墨西哥，移向中南美洲，移向海中的那些岛屿，移向非洲和其他地区……”他脑海中想到的不是一场“人种灭绝的战争”，卑微的种族将会自然消失（毫无疑问地，在“上帝”的召唤之下），他们“只是一个优等种族的前导”。这正是很多人对红种印第安人说过的话，而其他人则谈论着把他们彻底清除。对于现在正在研究从中国到秘鲁的各类人种的美国人来说，自然而然地就会把所有落后地区的人民视为美国的原住民的第一代堂表兄弟。

类似这样鼓动人心的讲话一定对避免保守派们所害怕的社会冲突产生过影响。所谓的“黑鬼诱饵”就曾为南方贫穷白人的挫折和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在工业化的北方，战争的渲染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是欧洲当时推出的补救办法，一个感染了“欧洲疾病”的美国很可能会接受同样的治疗方法。还有一种外加的驱动力要把新来的移民转变成为忠诚的美国人。一位移民在若干年后写到，挥舞的旗帜曾让他们受到鼓舞，新来者中的自卑感曾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或假装感到“沙文主义式的爱国”，并且“准备加入几乎任何一种浅薄、无知的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运动……”。

但许多人不愿意左翼运动的爆发，也不喜欢右派的煽风点火。在1893那关键的一年，那位坚定的旧日激进分子卡尔·舒尔茨转而抗议正在兴起的喧嚣。也许是因为他的原籍——德国正处于类似的疯狂之中。他写道，大肆渲染的“终极目标”总是让那些被掩盖着的权力扩张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在南北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像苏厄德那样“脑海中念念不忘吞并计划”的少数几个人才会兴奋起来。现在得以复苏的是对不再与美国接壤的，更远地区的领土要求。这样的诉求得到了一些虽然微小，但却“非常有说服力的”团体的鼓励。那些人中有民族主义者、海军军人和在外国有商业利益的商人，而他们“显而易见的爱国主义……不应该得到信任”。战略安全的考虑正在争取获得支持。古巴将“控制”或“威胁”美国的海岸线，如果古巴落入敌方之手将危及美国的安全——但这可以套在其他任何地方（一个水晶球就能让他看到希腊和中国台湾也在其中）。他认为实际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遭受入侵风险的大国，因此不需要累赘的军备。

舒尔茨反对最强烈的是鉴于“我们宪法系统的精神”，所有获得的领土都必须作为一个新的州加入合众国的主张。尽管如果加拿大愿意的话可以立即加入，但其他大多数地方如果加入的话就有可能对民主造成威胁。这篇论文确实排除了在美国引入任何欧洲意义上的殖民地的可能。它基于一个长期形成的自然假设，那就是当美国国旗上的“星”和“条”在美洲大陆上倍增的时候，大陆上并没有大量的土著居民。由于加尔文主义的选举与达尔文主义的选择相结合而得以强化的斯特朗的预测，也假设同样的过程将在北美之外的土地上继续并无限期地发生，因此舒尔茨的困境将不会出现。事实上，人口稠密的土地并不会因白人的强势迫近而自行清空。而美国也并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生存空间。它仍在摸索，仍在感受它可以尝试的各种方式，但为播种人找到更多的土地并不是它需要殖民地的真正目的。

斯特朗的书是为宗教布道筹集钱款而写的。把传教士派往不久之后就将消失的种族也许看起来不合逻辑，但加尔文主义的暴风雨总是违反常规投向那些无法获益的叛逆者们的。宗教是有助于向外发展的另外一种力量，同时也可以缓解国内的紧张局势。长期的宗教宣传从未停顿过，启蒙运动被带入了合众国所有新的未开发的角落，也被带到了世界各处。当美国的老派思维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就像它今天继续保持着的地位那样，美国就是一个虔诚的教会国家，而它在世界上不断增长的势力就始终带有一种传教士的风格，其中有一些货真价实的成分，但也掺杂着其他许多种杂质。欧洲人怀疑它是一种做作或是一种虚伪，就像愤怒的法国人曾经怀疑他们敬畏神灵的邻居“约翰牛”——英国一样。但是，任何正在崛起并雄心勃勃的国家，如果决心想让历史的尘埃重新飞扬起来，但却考虑再三迟迟没有行动的话，就需要有某种掩饰来保护自己及自己的动机。

美国是在一个几乎完全是天主教或异教徒的世界中，作为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国家在新大陆上开始其国家历史的，这使它具有一种优越感，这可能意味着它有义务将邻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它对古巴的感情中总是有那种成分的存在，而且会很容易就融入帝国主义的冲动之中。几乎所有的新教教会都支持与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战争。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成为奴隶制的坚定捍卫者之前仍然坚持那样的立场，就像他们在南非的一些继承者们坚定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戴维·利文斯敦的兄弟查尔斯在俄亥俄州念过几年书，他于1847年从那里写信告诉戴维·利文斯顿，他不愿意加入美国的传教协会，“一个由奴隶主和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组成的社团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现在，传教士的宣道行动主要是由资本家来资助了，其中一些人的心态和以前的传教士没有什么两样。教会很自然地就会捍卫企业自由，只要措辞得当，为帝国主义进行辩解也并不困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教会的使命应该更多地与现实的考虑联系起来，而不只是沉迷于圣灵的说教……”。马克·吐温曾对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所激起的社会愤怒以及传教士们的“文明使命”进行了讽刺。教会与国家正在同心协力。在传教的领域中新教徒无疑处于领先者的地位，而美国的天主教少数也正在成长，它的宣教贡献也有助于把它与美国的声望联系起来，从而让它能确立为真正的美国人的一部分。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反对神职人员的第三共和国中保持了一席之地，其中部分的原因就是在印度支那的占领中成为有用的辅助人员。有一天，美国的红衣主教和牧师将在圣诞节前夜站在越南的某个地方，向反叛分子开火并施以杀戮。

第一篇　赢得国土

第一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第二章  对幸福的追求

第三章  白人与印第安人

第二篇　19世纪中期时代

第四章　文化镜像

第五章　从西部的印第安人到远东地区

第六章　南北战争及之后的年代

第七章　最后一场印第安人战争

第三篇　海外扩张及与西班牙的战争

第八章　监管之下的红种人

第九章　帝国的新目标

第十章　拉丁美洲和更远的亚洲

第十一章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战争

第四篇　在新世纪选择的帝国主义道路

第十二章　进步主义时代

第十三章　菲律宾的实验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方式

第十四章　在中美洲的美元外交

第十五章　旧世界的破产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

第五篇　跨向世界大国的两大步

第十六章　伟大的战争和并不那么伟大的和平

第十七章　胜利和胜利之后：宛如科幻小说

第十八章　美国，世界的银行

第十九章　萧条的年代和红色印第安人的新形象

第二十章　从孤立主义走向对外征服

第六篇　美国霸权

第二十一章　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冷战”

第二十二章　旧日帝国和新殖民主义

第二十三章　越南战争及其带来的影响

第二十四章　中东和非洲

第二十五章　拉丁美洲

第二十六章　回顾与展望

后记　美国的帝国主义：从“冷战”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