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主：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与苏莱曼一世》是欧洲学界普遍认可的权威著作，讲述了16世纪欧洲上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以哈布斯堡和瓦卢瓦两个王室争夺意大利、角逐欧洲霸权为主线，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之间血雨腥风的战争、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为落脚点，夹杂着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深刻解读了国家权力与国际权力、君权与教权纷繁复杂、此消彼长的关系，非常值得一读。
不了解历史的真谛，就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极易误导人们。一个时代与历史发展普遍进程的联系远胜于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联系。人的思想、原则、目标的确都在改变，但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并且正是这种变化孕育了历史的结局。新旧一代的相互融合就如同昼夜相互融入一样。昼夜尽管互融，但还是迥然各异，即使不能准确说出黎明何时来临，白天何时开始。同样，现代与其渊源的中世纪也是不一样的。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或许容易理解15世纪末历史的重要性。在这段历史中，教皇和君主统治下的、带有浓厚中世纪色彩的基督教世界已经丧失了实权。皇帝的权力被限制在神圣罗马帝国，即便在那里也有争议。教皇如果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将不再具有昔日的权威。教皇不仅遭到欧洲各国的反对，而且遭到帝国议会的严厉批评。领导人们最终瓦解西方教会的人已经出现。与此同时，旧社会已经四分五裂：人们不再受贵族、土地、贸易、城镇及同胞和生活的束缚。现代生活的“个体”正在出现。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变化。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从狭隘的中世纪精神局限中解放出来。它向人们敞开了通向远古知识的大门，让人们领略到了更广阔的思想世界，而西方世界即将发现的新大陆成为一个不错的证据。经济变革带来了同样的效果。现代竞争的兴起导致封闭行会体系下旧的交易组织的瓦解。在生活中，在思想界，个体已经在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经济变革带来的竞争性利益冲突中，一种新的统一原则—民族性—产生了。这个概念源于对利益身份的认同。利益身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自然边界、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恐惧为基础。就神圣罗马帝国而言，民族性虽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但至少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似乎能够独当一面地确保个人主义不至失控。尤其是在法兰西王国、西班牙王国和英格兰王国，这种新的民族性得到最成功的体现。如果神圣罗马帝国不是一个松散的诸侯国联盟，那么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基础早已奠定了，而相比之下，在意大利的教皇不过是一个世俗王国的君主而已。民族性胜利的第一个结果并不令人惊讶。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人们就会变得好斗。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的确，英格兰王国因为远离欧洲大陆，又被国内问题困扰，迄今为止尚无明显动向，但其他国家开始放眼国外。意大利，一个没有政治统一的地区，成为利益均沾的牺牲品。法兰西王国首次采取行动，宣称对那不勒斯的领土主张。这立即激发了法兰西人的贪婪野心。接着，西欧卷入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一直持续到1598年《韦尔万和约》签订。
历史的时代环境赋予这些战争显著的特性：国家的统一一直体现着君主制原则的胜利。在与贵族长期斗争之后—最近的一场斗争并没有局限于世俗领域，国家的统一也体现在宗教会议和帝国议会之间的冲突。在接下来的历史中，统治家族的王朝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君主代表了臣民的热情和抱负。然而，君主的政策受到个人和家族的竞争对手的深刻影响。因此，战争的时间大大地超出了君主们本来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这必须归因于联盟和反联盟的交替。这些联盟和反联盟的交替如同万花筒般纷繁，变化迅速。于是，就战争而言，这段时期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在随后的斗争中，罗马人和德意志人有了第一次亲密但充满敌意的接触。权力平衡理论成为政治的指导原则，外交也随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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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16世纪第一个五十年，是查理五世的时代。他的政治和宗教野心刺激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和苏莱曼一世。这三个君主没有一个是庸才。于是，欧洲在黑暗与血腥中前行。”
《泰晤士报》：“你如果要读关于16世纪历史的书，一定不要错过阿瑟•亨利•约翰逊博士的作品。他描绘的16世纪的欧洲和世界，是那么系统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