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记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发展史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调动广泛社会力量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走过了几十年光辉历程。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了团结社会各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本书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日常活动和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全书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一战线,也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也没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取得的一切成就。
第一章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第一节 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
一、革命新高潮,统一战线新形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从1946年6月开始,在接连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到1947年10月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濒临彻底覆灭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爱国民主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为此,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接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得到了当时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和在海外的所有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赞成和拥护,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是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先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同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争取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加紧镇压和迫害民主力量的局势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坚定。他们之中的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相继秘密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开展爱国革命活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某些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于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7年10月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于1948年1月由避往香港继续活动的领导人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重建了民盟总部。先后来到香港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的领导人和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总部原设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都在继续进行活动。许多在台湾领导或参加过1947年2月28日武装起义的台湾籍人士,起义失败后也到香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九三学社的总部虽然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也在为和平、民主进行斗争。
人民革命胜利形势迅速进展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影响之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转变为同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决裂,宣告自己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同共产党一起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共同奋斗。这一政治动向以及全国广大群众觉悟程度空前提高,对共产党衷心拥护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和巩固,表明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时机和条件上都已经基本成熟。
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了“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号召;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于5月1日致电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明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应先召开一个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建议这个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发起召集,于当年秋季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举行。
中共中央这一号召立即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的积极响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领导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于五月五日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赞同和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希望共同策进。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于5月7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设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会作出决定,指定在香港的章乃器、孙起孟为代表声明响应“五一”号召。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沈雁冰等125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以及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香港理事,都分别联名发表声明,响应“五一”号召。从5月8日起,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性人物,以策进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实现为中心内容,先后举行了座谈会、讲演会,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活动。大家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对于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动员一切人民群众,促进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国内各界、各少数民族、各宗教团体的代表人物,也都表示拥护和响应“五一”号召。爱国华侨陈嘉庚首先于5月4日致电毛泽东,代表新加坡华侨表示响应“五一”号召,希望早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华侨利益。马来西亚、缅甸、暹罗(泰国)、加拿大、古巴、法国等地的华侨团体也相继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获得全国各方面积极响应的事实,充分表明这一号召是切合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
三、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5月,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派代表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事宜。从1948年8月到1949年1月,赞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的代表人物,在中共中央周密布置之下,陆续进入解放区,分别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驻地李家庄和东北解放区哈尔滨。这是民主人士决心以果敢的革命行动,同共产党一起团结奋斗的表现。
先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严景耀、沈兹九、王蕴如、严信民、杨刚、宦乡、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先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彭泽民、李德全、章乃器、沙千里、沈雁冰、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许广平、丘哲、冯裕芳、许宝驹、洪深、侯外庐、曹孟君、施复亮、孙起孟、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吴茂荪、林一元、赖亚力、李泽霖、孔德祉等共59人。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去美国考察水利期间,在美国团结旅美的国民党人士,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号召旅美爱国侨胞为反对蒋介石集团,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奋斗。为了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他于1948年8月绕道苏联乘轮船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1日因所乘轮船中途起火而不幸罹难。他的夫人李德全带着他的骨灰于10月回到哈尔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同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协商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包括:一、新政协的召集问题;二、新政协的人选问题;三、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四、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随后,中共中央又征求已到达东北解放区和尚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草案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反复协商,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新政协筹备会:(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议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二)筹备会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文件,负责召集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三)筹备会的组织条例由共产党起草,经各方同意后,由筹备会正式通过。(四)筹备会地址预定为哈尔滨。
二、关于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及任务:(一)新政治协商会议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会议举行的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日期、地点应视各方代表到达情况,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会议应讨论和实现的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问题。
第二节 统一思想认识,共商建国大计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和平、统一、富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全中国各族各界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亟待实现的伟大历史任务。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彻底打倒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夺取政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一起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共同奋斗。
应邀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要求上,同共产党是一致的,对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也是积极的。但是,他们长期处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同时,他们之中既包括进步分子,也有保守分子,在政治思想上存在着左、中、右的分野,因而他们的政治见解,在某些问题上不可能同共产党完全一致,有些人甚至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某些政治原则,持有不同的态度或存有疑虑。当时在一些民主人士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即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关于新中国的根本制度,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主人士的前途地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均以坦诚的态度,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进行宣传解释,并将解放区各项政策实行的情况都如实相告,在说明各种成就时,也指出存在的困难和缺点,以及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也十分渴望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愿意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共同商讨有关筹备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问题。
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中共中央就开始以举行座谈会、举办时事政治报告会等方式,组织他们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并针对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同他们互相交谈,沟通思想,还组织他们到解放区各地参观调查,接触实际,接触群众。例如1949年4月组织的“赴民主东北参观团”,有民主人士59人参加,历时47天,参观了东北十大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民主人士通过参观,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的民主人士对东北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感到“超出预料”;对东北的私营工商业的活跃与发展,认为“表现了共产党工商业政策的极大成功”。参观团回到北平后,联名致函毛泽东陈述感想说:“由于种种措施和政策,使得整个社会风气起了根本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奢侈颓废的病变。”“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而中央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民主人士在解放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际观察体验,并同中共中央有关人员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之后,对于所关心的上述三个主要问题,基本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为顺利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关于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的彻底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一方面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策划了假和谈的阴谋,企图取得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伺机反攻;另一方面由美帝国主义积极拉拢一些民主人士,企图在人民革命阵营内部树立反对派,以瓦解革命。毛泽东针对这一情况,于1949年元旦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纲领性口号。这篇文章进一步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假和谈阴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1949年1月7日,在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吴晗等19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同时指出,对国民党战犯求和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的大业。”
在新华社新年献词发表的同一天,蒋介石发表文告,公开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并提出以保存国民党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8项和谈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8项条件。民革、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台盟等民主党派,以及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等,都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一致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批判一些人妄图建立所谓“反对派”和“中间路线”的幻想。原来一些在思想上还向往中间路线的极少数人士,这时在共产党的大力争取团结之下,也表示愿意同全国人民一起乘风前进。这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在思想上取得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致认识。
其次,是关于新中国将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新国家的国体、政体和坚持30年来民主革命斗争的奋斗目标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的问题。民主人士中大多数赞成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但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不同认识,他们向往旧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如有人主张将来的共同纲领,不写“新民主主义”,而用“民主主义”;有人主张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政治上由共产党领导,经济上由民主人士尽力;有人主张划定国营企业范围,以利私人企业之自由发展;有人在对外方面幻想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援,认为反蒋不必反美,希望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不要一边倒,等等。所有这些主张都是背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反映。为了使这些民主人士中的错误认识能够转变,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依据,结合《论联合政府》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使大家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再次,是关于新国家建立后,民主人士的前途地位问题。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阐明了在全国革命胜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后,共产党还需要同各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报告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这些及时的论述,不仅教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提高了他们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指出了正确对待党外民主人士应当采取的态度,也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解除了对前途问题的顾虑。事实上,在协商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过程中,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及人选时,即有大批民主人士参加。这个事实更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在内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
中共中央对进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统一思想认识、共商建国大计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对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建国的重大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权性质和基本政策。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民主人士更加坚定了信心。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光辉文献,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并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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