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的哲学基础/京师哲学丛书》：
当然，从原初意义上看，灵魂一词的含义并不像它在后世西方哲学和美学中表述的那么超验，而是被赋予了更宽泛的内涵。比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阶梯论，植物有生命层面的生魂，动物有感知层面的觉魂，人则在兼有生魂和觉魂的同时，更进一步具有思维层面的灵魂。也就是说，人是生命、感知、思维的统一体。
后世西方美学对灵魂概念的运用取的是古希腊人的第三层意义。这种“灵魂”不但是人类与兽类相区别的标志，而且能引导人向神界飞升。相反，生魂和觉魂则是被蔑视和舍弃的对象，因为人的感官只能对事物做出皮相的认识，生命则必然会随人的死亡而消失。从这种情况看，觉魂与生魂显然无法对后世理性主义者追求认识事物本质、追求生而不朽的渴望提供支持。但是，现代以来，西方美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发展趋势证明，这些被人蔑视和舍弃的东西却道出了人生在世的现实命运，因为不管人如何自圣自神，也无法改变他必然走向死亡的实质。由此看来，古希腊人关于灵魂的理解，从其第一种和第二种涵义来讲，对人内在本质的理解应该算是科学的、稳妥的。这种灵魂是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经验性体认，它立足于人肉身的不可证伪性，不像理性灵魂那样虚无飘渺，不可捉摸。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向其文化原点的不断回归中求得发展，“以复古为革新”这种中国文化的发展观，对西方人同样有效。就灵魂一词的意义流变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近代以来西方美学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尤其是关于美感体系的一系列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古希腊以来灵魂观念的彻底抛弃，而是在搁置柏拉图式的关于人的形而上提升的前提下，将感性化的觉魂和生魂重新捡拾了起来。由此可以看到，关于人自身的审美属性和审美能力，除了英国经验主义在17世纪就进行了卓越的强调外，法国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也在伏尔泰式的对传统灵魂至上论质疑的同时，将反理性、重寻人感性生命的价值，作为新美学的起点和追求人性解放的象征。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曾直白地宣称：“我喜欢美丽的肉！”这明显和西方人将与灵魂亲近作为最高审美享受的美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在灵与肉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中，狄德罗捍卫了肉体，否定了灵魂。与此相应，关于感性和理性，狄德罗讲：“一个民族愈是文明，愈是彬彬有礼，他们的风尚就愈少诗意……自然在什么时候为艺术提供范本呢？只是在这些时候：当孩子们在临死的父亲的榻侧撕发哀号；当母亲敞开胸怀，用喂养过他的乳头向孩子哀告……当别的一些淫妇毫不害臊地剥光了衣服，看到随便哪个男人走来，就伸开两臂把他抱住，满足淫欲等等。”①在这里，狄德罗对艺术的理解明显摒弃了古典主义时代理性至上的原则，将感性的张扬、情感的宣泄看作审美创造的伟大力量。
和狄德罗同时，法国的另一位启蒙主义者卢梭则走的更远。他认为，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状态。这里的“自然状态”主要指人没有受各种习俗、礼仪玷污的真纯的天性，以及没有受到理性钳制的人的情感或其他心理机能。他在《爱弥尔》的开篇就讲：“出自造物主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变坏了。”②卢梭所讲的人来自造物主的东西，就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肉体和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感官，以及由此生发的情感；而将对象世界和人自身一并变坏的东西，则是指人对外虚置的世界本体、对内虚置的灵魂，以及为这两种虚置寻找对人和世界建立控制权的理性。
如果说让感性的肉体从理性灵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走向，那么，为这种走向提供表述话语的最恰切学科还是美学。1750年，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鲍姆加通写出了他的《美学》第一卷，这不但标志着美学第一次在西方被作为一门学科提了出来，而且标志着感性、肉体开始进入学术的主流话语。按照鲍姆加通给美学的定位，他认为美学是一门感性学或感觉学，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同时，他也第一次将人类对真和美追求的差异进行了区分，认为指导人们怎样以正确的方式去思维（求真）是逻辑学的任务，而美学的任务则是怎样指导人如何用美的方式来思维。这种区分明显包含着一种企图，即打破理性主义对人的全面垄断，借美学为人的感性欲求辟出一片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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