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想象里，云南从来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得近乎缥缈，像一个传说。虽然这里偏居中国西南，在地缘上自古是南下交趾（今越南）、老挝、泰国，北入巴蜀，西连缅甸、印度的交通枢纽，而且早在汉武帝时代，就通过这里的“蜀身毒道”“永昌道”“交趾路”和“步头路”等古驿道，一方面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边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沟通了汉朝与东南亚和西亚的联系。
在那个时代，进入云南的路是“五尺道”，可谓“盘蛇七曲”“半壁架空”“直上万仞”“奇危虚险”。用这些词来描述人滇之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事实，而不是“冥想”。也正因如此，当年诸葛亮前来平定云南时，才把云南视为“不毛之地”。
2019年1月的一天，我有机会“体验”到了类似于当年诸葛亮出入滇地的那种滋味。我们一早从宣威县城驱车向北行驶，只见山峦起伏，气势磅礴，在峰回路转之间，我们感受到了阳光的变幻和温暖，也感受到了云南公路弯弯曲曲的独特个性，但路面非常平坦，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地方——可渡。这是进入“万里云南”的第一道门径，可谓江河要津、雄关险道。
我们到了杨柳镇政府所在地，认识了该镇文化站的老站长顾怀礼先生。他彬彬有礼，十分热情，把我们当作贵客，一边沏茶倒水，一边讲述可渡的典故。他告诉我们，“诸葛亮南征时，班师回朝途经此地，正逢老历五月间，江水迅猛，大军难以通过。派出侦查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江水猛涨，但有舟可渡。诸葛亮高兴地说：可渡便好。于是，便将此地称为可渡，并在这里安营扎寨，后人便将这个地方称为诸葛大营”。
在顾站长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东北方向的街道登上大约200米高的一个山包，中间有一块足球场似的平地，周边的山岭和参天古树环抱紧簇。顾站长说，这就是当年诸葛大营的最高点。我站在那里，遥望这一道巨大的“省门”，只见北盘江蜿蜒浩渺，云遮雾罩，穿山破川东去，北岸削壁千仞，万山鸟径，只有一线崎岖羊肠小道犹如“之”字形回复重叠，渐渐地在峰仞中消失。如此险山陡岭中的羊肠小道，更甚于蜀道之难。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向老站长请教：“那崎岖山道通往哪里？”老站长指点着那些山路讲：那是秦王朝时修斫的“五尺道”，从“之”字形路往北40公里左右到贵州威宁，折转到昭通豆沙关之后，经过宜宾通往成都。从“之”字形路往南入云南宣威、曲靖，再经昆明、祥云抵达大理、保山、腾冲、梁河，然后直达缅甸以及东南亚各国。
老站长的这番话是有根有据的。据《宣威州志》记载：后主建兴三年（225），丞相诸葛亮南征，讨孟获渡泸水，欲服其心……七擒七纵而犹遣归。获不去，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故事，当年诸葛亮率大军从宜宾渡金沙江而进入云南，沿“五尺道”经过此地，再驻扎曲靖，恩威并重，感化了孟获，使他心悦诚服地归附蜀汉，开创了古代云南民族团结的范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翻身做主人，党中央分别采取直接过渡、和平协商土改和一般土改的政策，废除了千百年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制度，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真正实现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相依互助，文化上兼收并蓄，社会建设上共促和谐，生态建设上尊重互依，情感上亲近信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70年来，云南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有的一个村寨十多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团结奋进，有的由四五个民族组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家庭。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综合评价指数位居全国前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奇迹。
下午，与我们同车而来的徐发苍带着我们继续寻幽访古。他是北岸杨柳村的人，当过基层干部，是可渡闻名的“活字典”。
我沿着乡政府门外的石阶往下走，脚步踏在犹如小碗碟一样的马蹄印上，双目环视着城墙旧瓦，扑面而来的全是遗风古韵。我们在雄壮的古城门楼下拍照留念后步人古城。大约4米宽的街道，两边全是商铺、酒店、茶楼，这些店铺之后是当年的民居。我们游逛了大约一华里的街道，没有见到几个人，看到的都是古建筑的奇迹：一颗印、三间两耳、走马转角楼等等。为了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老百姓都乔迁新居啦，屋檐下的燕子窝崭新无比。
这又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历史景象。那是1382年，古老的云南又迎来了一个历史节点，明朝皇帝朱元璋派义子沐英与傅友德一起率30万大军征讨云南，并在取得全胜之后，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对云南的地缘优势、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地缘文化等等，进行了全面探查和分析，然后通过“戍屯”的方式，让大批内地军人带着家眷迁入云南，在那里建立军事卫所，世代为军，屯田自给。不仅如此，明朝廷还把江南、湖广、江西一代的土族、商人和平民，分批移居云南，进行商屯和民屯，让他们在这里垦荒置田，开矿办厂，赶马经商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