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的地方看下去，看得更清楚。尽收眼底。
有许多高处，可以眺望城市。在一个顶点。这时候，你会觉得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会有许多离奇古怪的想法。有一种跃跃欲试的腾飞欲。你想着日本电影《追捕》的台词：“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了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我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一直走，不要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昭昌已经跳下去了，堂塔也已经跳下去了，你也跟着跳下去。”
这时候，你眺望自己的城市，“党卫军少校冯．迪特里斯，已经到了萨拉热窝。”这句源自于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可以使人产生某种自信，与生活的细部联想有关；一些个人生命的独特体验。有点奇特。“奇特”这个词儿又让人想到一个叫“奇拉维特”的人，这个南美巴拉圭国家足球队队长兼守门员经常跑出来罚任意球为本队得分；比较奇特。
城市建筑的轮廓，像是插着的无数兵器，剑与盾牌，长矛与盔甲。透着现代金属般的光泽，恍如梦境。你低声自言自语。许多人在你面前走过。各种各样的发式、头巾、帽子，都是在故事里看到过的。
你和一些人进入了一个个现场。你和我会发现彼此认识，你我彼此惊讶地相视，发现一张自己的脸，皮肤上有一粒痣，眼角上有一个疤，头发浓密，或是稀疏，在发式、头巾、帽子上，有一些记认，却是熟视无睹的；还有一些动作，因为习惯而显得自然——说话的时候两个手互相捏来捏去；隔一个时辰要往后梳理一下头发；走在马路上总要端详自己在橱窗玻璃里的身影；说上海话夹普通话。说普通话夹外国话；都是熟悉的。这些细部的微妙变化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但依然在发光，像碎玻璃片一样。这一切使你我产生一种幻觉。是城市积累着的无数生命。
生命降临到了自己的身上，便有了命名，便开始了生长；上海人称“虚年龄”为“叫名”，从开始叫名字了，便开始了岁数。
1956年7月8日，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渐渐感受到，那是个梅雨过后的初夏，闷热而潮湿。午后，一个坐在街角的上了年纪的摊贩，趴在他的西瓜堆上，睡着了。阳光在湿润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也许是一只苍蝇。从那时候开始，生命降临了，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等我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第一个小秘密——所有的人都会挖鼻屎。人们无意间将一点点鼻屎从鼻孔里小心翼翼地抠出来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搓在手指间，搓得嘀溜滚圆，爱不释手。
这个细节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细节。这个城市在很长的时期里，灰尘多，吸进鼻孔里，被鼻毛挡住；我的小学老师告诉我，这便是鼻毛的功用；人类的鼻子会分泌出一种黏液，大概便是鼻涕，使这些灰尘粘结。现在的城市空气清新多了，灰尘少了，鼻屎也少了，抠鼻屎的人，也少了。公共汽车上，大庭广众下，很少看到溻鼻涕的孩子和抠鼻屎的男人；西装革履的男人，鼻毛修剪得整整齐齐。想当年，我的周围，随处可见溻鼻涕的男孩。以至于“溻鼻涕”可以成为这个城市少年比较大众化的绰号。“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上海，一个著名导演叫佐藤纯弥的，看见大名鼎鼎的赵丹出来接待，鼻毛都未曾修剪，露在外头，私下里，佐藤纯弥为劫后余生的赵丹如此落魄而“心里难过”。
我对我曾经喜欢抠鼻屎的细节一点都不“难过”。我发现许多人都喜欢将一丁点东西搓在手中，只要形成嘀溜滚圆状，便难以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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