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1964年生，甘肃省庆阳市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现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的研究。主编《中国楚辞学》，著有《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国文学史论》《先秦两汉文学论集》等。

★ 广泛传阅、家喻户晓的经典

★作者方铭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西汉刘向所编的《楚辞》，收录屈原、宋玉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作品，是继《诗经》之后，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本书结合自己的研究，吸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楚辞》做了全面的注释，文字简明晓畅，书前有前言，对屈原及楚辞做了高屋建瓴的讲解，每篇前有题解，为读者做了深入浅出的导读。

此次收入“人文传统经典”，吸收新近研究成果，做了细致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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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评方铭《楚辞全注》

徐志啸（复旦大学教授）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已故诗人余光中的《汨罗江神》有“烈士的终站就是诗人的起点”“不仅李白与苏轼的后人，更有惠特曼与雪莱的子孙”。方铭教授也曾说过，“屈原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并认为“传承屈原文化，使屈原精神不至于在我们这一带沦落”，是研究屈原及楚辞的学者“更重要的使命”（见《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2019年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词》）。研究屈原主要是学者的工作，传承屈原文化则是全社会的责任。而无论是研究屈原还是传承屈原文化，都必须首先从孟子所说的“读其书”“知其人”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所著《楚辞全注》，正是我们研究屈原、传承屈原文化重要的桥梁。

或许我孤陋寡闻，在我所见到的当今所有为《楚辞》作注释的普及性读本中，很难得见到对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本中收录的全部作品作注释及题解的。这是我对《楚辞全注》的第一深刻印象，它应该也是该书值得称道的第一鲜明特色——“全”。迄今坊间一般的《楚辞》作品注释本，大都限于注释屈原、宋玉的作品，或兼及唐勒、景差作品（历来对屈原及宋玉部分作品之真伪，颇有争议），有的可能还兼及贾谊、淮南小山等作品，但几乎没有对王逸《楚辞章句》所收全部作品作注释的。这就体现了这本《全注》本“全”字的涵义——它是王逸《楚辞章句》本全部作品的注释本，除屈原、宋玉、景差作品外，还包括了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这对于想了解《楚辞》全貌，阅读、理解、欣赏《楚辞》全部作品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助益的。

《楚辞全注》虽然是一部以普及为目标的今注本，但是，又是一部具有充分学术含量的有独特学术见解的今注本。这种学术性特色，首先体现于该书的“前言”部分，这是方铭教授为读者专门撰写的介绍、认识、评价、解读楚辞、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字，其中融入了他数十年研究楚辞和屈原的真知灼见。“前言”开门见山先讲到，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认当年所要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其中之一，即是中国的伟大诗人、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这个介绍很重要，它让读者首先清楚地认识到，屈原不仅是中国的伟大诗人，也是世界的文化名人，其意义非同凡响，说明屈原及其作品已经走出了国界，走向了世界，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认识屈原，并进而了解、认识楚辞，极有意义。

“前言”中，方铭不仅全面准确地介绍、评价了楚辞与屈原，且提出了不少在楚学界堪称具独*见识的卓见。如，谈到屈原的所作所为与先秦时代大多数正直士人的差异时，他认为：“他敢于肯定自身的价值，敢于不加掩饰地把自己独特而好修的个性呈现出来，积极地寻求施展其才华的机会；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敢于采取激烈的方式，对君主、谗佞的丑恶和不公正予以抨击，甚至不惜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反抗。这种刚烈的个性具有不妥协的品格，与‘明哲’的圣人行为方式相比较，也有其光彩。”

对屈原行为的这种肯定评价，应该说，他点到了屈原行为的实质，是屈原区别于他那个时代其他士大夫们的本质所在——这也是屈原之所以会成为今日我们所知道的屈原之关键所在。

又如，对屈原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方铭所说也颇有说服力：“从宋玉到王逸，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从屈原之后的宋玉、王逸开始，就将屈原的形象定位在了清廉、忠信的贤人形象，这个定位，可以说绵延了二千年之久，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都不曾变易，且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今天读楚辞，读屈原作品，正是要从楚辞的具体作品中，读出这个形象，认识这个形象。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有其相当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而对于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判屈原，方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屈原是历史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就有了科学的立场。”“屈原是在一个缺少公平性，丧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

毫无疑问，他这两段对屈原实事求是的评价，极有启发性和学术高度的见解。我们今天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屈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确实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标准，这个标准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还原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分析和看待，才能得出接近历史本真、客观公正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方铭在“前言”中还对近现代楚辞研究大家们的研究，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和评述，包括胡适、梁启超、郭沫若、林庚等，这对于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现代楚辞研究的大概状貌和著名学者的认识看法，很有助益。

作为一本以普及性为目标的古籍注释读物，《楚辞全注》一书的重心，自然是在对全部楚辞作品作题解与注释上，对此，方铭教授花了很大的功夫。他在“后记”中说到，此书从开始接受出版社编辑约稿，到注释工作*后完成正式付诸出版，前后达十多年之久。作者参考了自东汉王逸迄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楚辞学者的代表性注本和论著，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每篇作品的题解和注释。《楚辞全注》中的题解，均简明扼要、点评精要，甚有助于一般读者对每篇作品的理解和把握。特别要说的是，贾谊之后的两汉模拟楚辞作品，很少有可参考的前人注本，需要自己独立把握后予以撰写与注释，这是对编注者学力的一个考验。

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代表作品，方铭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离骚》篇，这是屈原作品和楚辞所有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方铭教授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和归纳，做出了比较全面而又精要的解释。如他先引东汉王逸的解说，而后历述前人多家说法，再结合《离骚》篇主要内容和屈原本人的理想追求，总结认为，对“离骚”题目的*好诠释，还是王逸的“离别之忧愁”*切合作品的题意。这样的诠释，既全面，又切要，颇有说服力。

楚辞中*难解的《天问》一诗，他在题解中特别花费了较多笔墨予以阐释，其中涉及《天问》一诗的所谓无序化特征，其阐释的文字，特别值得肯定。方铭指出： “屈原作品的无序化特征，是以气驭文，以情驭文，是一种磅礴的、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挚烈的深沉而哀婉的思绪流动的轨迹，这是与其主观宣泄的创作动机相一致的。屈原《天问》，甚至包括《离骚》等抒情诗，回环往复，忠怨之辞一说再说，也正是体现出了屈原情绪化思维的无序化特征。但这种无序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精神贯穿。宋人范温《潜溪诗眼》说：‘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如果认为这是一种混乱，那就浮浅了。”“屈原采用了那种前无*人、后无来者、气势磅礴的叙述结构，反倒更突出表现了屈原的激情和叛逆精神。”

《天问》一诗历来是被认为*难解也*令读者头痛的，问题关键在于它一问到底，所问问题牵涉到了上古时代许多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而这些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由于年代久远，难以稽考，加以《楚辞》在历代传抄过程中的错简等原因，自然增加了解说、诠释、理解的难度。方铭的“解题”从无序化角度切入，指出其以气驭文、以情驭文、回环往复、情绪化思维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天问》诗的关键性特征，为读者解开历史疑团起了很好的化解作用。实际上，《天问》就奇在只问不答、一问到底，它的问，表面上无序，实质乃有序，其有序在一以贯之地问天、问地、问人，从大自然的天地变化，问到人间的历史沧桑，其间贯穿了诗人的激情、叛逆及深层的哲理思考。

关于《天问》的见解，本书融汇了历代对《天问》一诗的解析成果，同时又独出机杼。方铭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战国文学史》和后来的修订版《战国文学史论》中曾对《天问》的“无序化特征”有过充分的阐释，而在这部注释中，又通过详尽的注解，给这个阐释补充了*具体的注脚。

在注释和题解中，方铭坚持实证的求实态度，不故作惊人之语，不为求新而求新，尊重历史，尊重早期楚辞编辑者和传承者的见解，如对《楚辞》各篇的作者和主旨，特别是如《九辩》《招魂》《大招》等，坚持守正出新的态度。因历来注释楚辞的学者甚多，在作品的具体注释中，有的看法难以统一，他坚持朴学态度，但求真是，择善而从，尽量取*接近作品本意的一家，或在概括多家说法基础上阐述自家之说，有的则很客观地引述前人或当代学者的看法，自然，其中引述的大多是历代权威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还包括今人学者及其注本或论著，如游国恩《楚辞概论》、姜亮夫《楚辞通故》、陈子展《楚辞直解》、林庚《天问论笺》、汤炳正《楚辞今注》、褚斌杰《楚辞要论》等。对诗篇中特别难解的诗句，如《离骚》篇中的“摄提贞于孟陬兮”，他采取了简要与明白相结合的做法，即先注明每个字的字意，再引述前人的不同解释，同时对摄提是星名还是摄提格简称这两种说法，作了简单介绍，而后才下判断，供读者参考。这样的注释，既简明扼要，又说清了本意。又如，对《远游》篇中有些词语的注释，同条注释中同时引用了王逸、洪兴祖、朱熹的说法，一则可资参照比较，另则也可互为补充，这就增强了注释的清晰性和可信性。当然，由于《楚辞》作品诞生年代久远，历代注本汗牛充栋，注释解析说法繁多，有些问题的解决，确实有待于将来出土文献和地下文物的问世，有待于今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后，应该称道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本书的装帧设计颇费了匠心，不光封套加封扉独具一格，色彩典雅朴实，设计别出心裁，且书中分别插附了元代张渥画《楚辞·九歌》手卷的四幅折页，图文并茂，为本书增添了精美雅致特色，令人赏心悦目。

——原载《中华读书报》( 2020年4月15日15版)

楚辞全注

研究屈原，既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学习屈原。学习屈原，既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时代。

六

“楚辞”之名是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屈原在被谗放逐过程中，曾创作了《离骚》等作品，表现自己眷顾楚国的情怀，希望能以此感悟君主。这些作品，加上宋玉、景差及汉朝其他一些作家仿拟屈原风格和情怀的作品，汉成帝时由刘向辑为《楚辞》。根据王逸《楚辞章句》，《楚辞》的作品包括标明是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以外，还有宋玉所作的《九辩》和《招魂》，以及王逸不能肯定作者的《大招》，可能是贾谊所写的《惜誓》、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隐士》、东方朔所作的《七谏》、严忌所作的《哀时命》、王褒所作的《九怀》、刘向所作的《九叹》等。王逸创作了《九思》，收入《楚辞章句》中。

根据现有文献，屈原的作品，在西汉初年，就称为“楚辞”。《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又《汉书·朱买臣传》说：“会邑人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汉书·王褒传》说：“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关于屈原作品的数量，《汉书·艺文志》说有“二十五篇”之数。王逸《楚辞章句》共收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又有《大招》一篇，王逸在屈原与景差两人之间，委决不下，阙而不究。《汉书·艺文志》关于屈原作品数量之根据，来自刘向父子《七略》，《七略》的根据是刘向所编《楚辞》，而王逸《楚辞章句》所依据的也正是刘向所编《楚辞》。因此可以说，《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二十五篇”，即王逸《楚辞章句》所载，包括《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大招》的作者不能肯定，不在二十五篇之数。

编辑《楚辞》的标准，王逸说得非常清楚。《楚辞章句·九辩序》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放，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即《楚辞》一书的成名，在于该书所收作品，或者是楚人屈原的作品，或者是自宋玉以至刘向、王褒等后代作家因为皆悲屈原之志，依屈原之文而仿拟的作品，即《楚辞》中宋玉《九辩》、《招魂》以下的作品都是宋玉等人仿拟屈原所作。正因如此，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扬雄的《反离骚》不能收入《楚辞》。实际上，“楚辞”是屈原及仿拟屈原的作品全集的名称。

屈原是楚国人，屈原自己所写，以及仿拟屈原情怀和风格的作品，都有深深的“楚”地域文化烙印。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指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实际上不仅仅是屈原和宋玉等楚人的作品如此，就是可能是贾谊所写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汉朝人的作品，由于受仿拟体例的制约，也必须以楚语、楚声、楚地、楚物为表达手段或表达内容，只是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不太好而已。

《楚辞》作为屈原及仿拟屈原的作品全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楚辞”的意思即“楚诗”“楚歌”，因此，“楚辞”代表了“诗”的一个流派，或者说“楚辞”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诗”。而“赋”虽然是诗的“六义”之一，但在战国以后，蔚成大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体，专门用铺陈的方法描写风物事情。因此，“辞”与“赋”虽有联系，但自战国而后，差别也是巨大的。

“楚辞”被称为“辞”，而不以“诗”命名，一方面是因为在《诗经》成书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仍然是指《诗经》；另一方面，“诗”“辞”意义相通，《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说文解字》说：“辞，说也。”诗为言，辞也是言。所以，《楚辞》就是“楚诗”“楚歌”。

……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1〕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2〕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3〕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4〕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5〕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6〕

汩余若将弗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7〕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中洲之宿莽。〔8〕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9〕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0〕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11〕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12〕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13〕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14〕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15〕

何桀纣之昌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16〕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17〕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18〕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19〕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20〕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21〕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22〕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23〕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24〕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25〕

……

【注释】

〔1〕帝：春秋战国时所谓“帝”，专指“三代”之前的“五帝”而言。五帝以道治天下，实行禅让制度，天下为公。高阳：即帝颛顼，五帝之一。苗裔：远孙。朕：我，屈原自称。“朕”本是古人自称，自秦代开始专为帝王自称。皇考：对故去的父亲的尊称。伯庸：屈原父亲的字。近代学者也有人认为是屈原远祖或屈氏得姓之祖名。案下文“皇览揆余”，则“皇考”即“皇”，以父亲为正确。

〔2〕摄提：星名。也有认为是摄提格的省称。贞：正当，正在。孟：开始。陬（zōu邹）：正月。王逸曰：“正月为陬。”降：降生。王逸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王逸认为这句话指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屈原降生。朱熹曰：“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朱熹认为“摄提贞于孟陬”指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而已，如此，并不是指年而言。《史记·历书》云：“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案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云：“正月为孟陬。闰余乖错，不与正岁相值，谓之殄灭。”又云：“摄提，星名，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历误，春三月当指辰而指巳，是谓失序。”屈原称其降生在庚寅，当为“庚寅”年。庚寅当为周显王三十八年，即公元前331年，这一年是楚威王九年。近人认为庚寅纪年起源较晚，以情理推测，若无纪年何有月日。

〔3〕皇：即上文“皇考”的省称。览揆：观察并且揣度。览，观察；揆，揣度。初：始。度：年月时节。朱熹曰：“初度之度，犹言时节也。”钱杲之曰：“犹态也。”初度：出生的年月时节。也有人认为是出生时的态度或者气象。肇：始，也有以为当“乃”、“于是”讲（黄灵庚《离骚校诂》）。锡：同“赐”。嘉：美、善。两“余”字一作“予”。下文同。

目  次

前言

楚辞卷一

离骚第一   屈原

楚辞卷二

九歌第二   屈原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楚辞卷三

天问第三  屈原

楚辞卷四

九章第四  屈原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楚辞卷五

远游第五  屈原

楚辞卷六

卜居第六  屈原

楚辞卷七

渔父第七  屈原

楚辞卷八

九辩第八  宋玉

楚辞卷九

招魂第九  宋玉

楚辞卷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景差

楚辞卷十一

惜誓第十一  贾谊

楚辞卷十二

招隐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楚辞卷十三

七谏第十三  东方朔

初放

沉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楚辞卷十四

哀时命第十四  严忌

楚辞卷十五

九怀第十五  王褒

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楚辞卷十六

九叹第十六   刘向

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楚辞卷十七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