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公墓/翁贝托·埃科作品系列》：
我让自己成为法国人是因为我不能容忍自己是意大利人。作为皮埃蒙特（我出生在那里）人，我感觉自己仅仅是漫画上的一只公鸡，创意受到很大的局限。这些皮埃蒙特人，每一则新闻都会让他们呆若木鸡，任何突发事件都能让他们惊恐万分，要想让他们远赴两西西里（在加里波第的志愿军里，皮埃蒙特人少得可怜），还得靠两个利古里亚人，一个是加里波第这样的狂徒，一个是马志尼这样的丧门星。至于我被派往巴勒莫时的所见所闻（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我必须回忆起来），我们不说也罢。只有那个自以为是的大仲马喜欢这些地方的人，或许因为这些人比法国人更会拍他的马屁，而法国人则一向把他视为混血的杂种。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都喜欢大仲马，他们这些黑白混血儿并不是当婊子的母亲犯下的一时之错，而是祖祖辈辈历史演进的结果，他们是那些靠不住的地中海东岸人、有汗臭的阿拉伯人和退化了的东哥特人生下的杂种，而这些父母又秉承了各自杂种祖先最糟糕的缺点，比如萨拉森人的懒惰、瑞典人的残暴、希腊人的无能和嘴上功夫——他们一开口，简直能把一根头发劈成四瓣。此外，只要看看那不勒斯那些吸引外国人目光的顽童就足够了，他们用手往嘴里塞着面条，噎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还沾了一身的番茄酱。虽然我没见过他们，但我相信，我说的没错。
意大利人是靠不住的，他们谎话连篇、卑鄙怯懦、背信弃义，他们觉得匕首比刀剑更合手，毒药比良药更有效，他们处事圆滑狡诈，只有在见风使舵这一点上才能始终如一——我曾亲眼看到加里波第冒险分子和皮埃蒙特的将领们刚出现的时候，那些波旁王朝将领们的遭遇。
意大利人只听神父的话，他们唯一真正的政府自从古罗马那个变态的末代皇帝被蛮族人鸡奸后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基督教削弱了他们古老的民族自信心。
至于那些神父……我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呢？似乎是在我爷爷家里，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些游移的眼神，满口的烂牙，沉重的呼吸和那汗津津的、企图抚摸我脖子的脏手。真叫人恶心！这些人无所事事，就像小偷和流浪汉一样，属于最危险的阶层。那些当神父或僧侣的人只是为了过上慵懒的生活，而这种慵懒又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而得到了保障。比方说，如果一千人中只有一个神父，那么他就没时间悠闲地坐在那里吃阉鸡了。政府会从最不称职的神父中选出最愚蠢的人，任命他们为主教。
你一来到人世，就要与他们为伍，让他们为你施洗礼。上学以后，如果你的父母过分虔诚，把你托付给他们，那么你还会遇到这些人，这以后你还要领第一次圣礼，学习教理，领坚信礼。等你结婚的那一天，神父会告诉你在婚房里该怎么做，第二天做忏悔的时候，神父会在忏悔室的格栅后面问你做了多少次才让自己兴奋起来。他们会以敬畏的口吻和你谈论性，但是你会看见他们天天从乱伦的床上爬下来，连手都未曾洗过，就去吃他们上主的肉，喝他们上主的血，然后再把上主当屎尿排泄出去。
神父们常说，他们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可他们染指一切能够攫取到的东西。直到世界上最后一座教堂的最后一块石头落在最后一个神父的头上之后，人类文明才会臻于完美，世界才会从这帮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共产主义者说宗教是世界人民的鸦片。的确如此，因为宗教起到了约束老百姓欲望的作用，假如没有宗教的约束，上街造反的人会多上一倍，然而在闹巴黎公社的那些日子里，平民百姓并不是太多，而且没过多久就被摆平了。但后来我又听那位奥地利大夫谈起哥伦比亚毒品的好处，在我看来，宗教也是世界人民的可卡因，因为宗教曾经并仍然在促发战争，造成对异己的杀戮，这对于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信徒而言都是有利的，假如非洲黑人原来仅限于自相残杀，那么在传教士对他们进行教化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殖民者的军队，这支军队极其适合到两军阵前去送死，或是在攻陷城市以后糟蹋白人妇女。人类为宗教信仰作恶时，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遗余力、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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