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进程”的反讽与通常反讽之差异
无论是属于颠覆性质还是补充性质，小说中的隐性进程经常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性。我们知道，通常的反讽有两种基本类型：“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词语的表面意思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思之间的不协调（如在雾霾天说“今天空气真好！”），后者则涉及行为预想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不协调（如以豪言壮语出征，结果一败涂地）。笔者曾区分了另一种反讽，“语境决定的反讽”，其特点是：文字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意义，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具有隐含的反讽性。这些都是在作品局部出现的反讽，而隐性进程的反讽则是作品从头到尾的一股反讽性潜流，而且其隐含性也有别于“言语反讽”“情景反讽”以及通常“戏剧性反讽”的明显性。
就文学研究传统来说，新批评对反讽十分关注。在探讨诗歌时，新批评学者将反讽视为诗歌有机统一体的结构原则。它引发读者进行双重解读，去发现在表层意思之下的深层意思。然而，这种诗歌的反讽模式仅涉及冲突性质的陈述、隐喻或意象，难以用于解释小说中主要依靠非冲突性、非比喻性文本成分建构的反讽性隐性进程。在《理解小说》这部新批评名著中，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也十分关注小说中的反讽，但他们在“重要词汇”部分对“反讽”的界定相当传统，仅涉及上面提到的“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在正文的分析中，布鲁克斯和沃伦关注的也是情节本身的反讽性。在探讨莫泊桑的《项链》时，他们关注这样的问题：假如女主人公一直不知道首饰是假的，故事还会具有反讽性吗？在讨论霍桑的《年轻的布朗大爷》时，他们指出其情节的反讽性立足于人性的双重性。这是较为典型的传统上对小说中反讽的探讨，聚焦于情节本身，没有涉及情节后面的反讽性叙事暗流。
在修辞性叙事研究中，从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的《小说修辞学》（1961）开始，批评家们十分关注“叙事反讽”或“结构反讽”。这种反讽涉及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一般是对文本显性叙事进程中不可靠叙述者的反讽，也没有拓展到笔者所说的隐性进程中的反讽。在不少叙事文本中，存在“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两个不同层次的反讽，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1843）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围绕“我”对一老头的谋杀展开。在该作品的显性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我”不可靠叙述的“叙事反讽”或“结构反讽”，这已经得到批评界的关注。但在其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中藏而不露的戏剧反讽：“我”谋杀了老头后，将其碎尸，埋在地板下，警察来搜查时，他误认为警察也听到了死去老人的心跳却假装不知，因此对警察怒喝：“恶棍！别再装了！” 而他自己是作品中唯一佯装之人，他不仅一直在佯装，且对自己的伪装感到洋洋自得。他的怒喝无意中构成自我谴责。此外，他一直声称自己没有疯，而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若杀了人，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能免罪。他强调自己精神没有失常，无意中构成了自我定罪。这既可视为隐性进程的两个不同分支，也可视为两个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每一个都形成贯穿全文的戏剧性反讽，加大了叙述者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距离。因为以往的批评家仅关注情节本身的反讽，因此忽略了《泄密的心》中隐性进程的反讽（详见第十一章）。
在曼斯菲尔德的《莳萝泡菜》中，也存在情节反讽背后的隐性进程中的反讽。中外学界对《莳萝泡菜》有一种共识：这是反讽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男主人公的作品。批评家们认为作者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受到男主人公话语压制的女主人公充满同情。这确实是情节发展的走向。然而，在情节背后，存在并列前行的另一条隐蔽的表意轨道，通过女主人公自己的视角，暗暗表达出她本身的自我中心，男主人公对其起到反衬作用，作品借此由单轨反讽变成双轨反讽。在作品的中腰，男主人公回忆起多年前两人交往时的一个晚上，他给女主人公带去了一颗小圣诞树，向女主人公倾吐童年往事。“关于那个晚上，她却只记得一罐鱼子酱的事了。鱼子酱是花七先令六便士买来的。他对这耿耿于怀。想想吧——那样一小罐，要花七先令六便士\[这是用自由间接引语表达的男方的想法\]。她吃的时候，他看着她，感到既高兴又震惊。‘不，真的，这是在吃钱啊。这样一个小罐，你就是装七个先令也装不下啊。倒想想他们要赚多少钱。’”。就情节发展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对男方吝啬的反讽；而从隐性进程来说，我们则会关注对女方本人自私自利的反讽：她明明知道男方心疼钱，却当着他的面享用如此昂贵的鱼子酱。她不仅全然不顾男方的感受，且把自己得意洋洋的心情投射到他身上——“高兴”（delighted）是女主人公自己的心情，“震惊”则是男方的心情。从女方的视角，看到的却是男方也“高兴”，而实际上他一定非常难受，所以才会“耿耿于怀”。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与实际情况的反差，隐性进程对她展开了微妙反讽（详见第十三章）。这里对女方的反讽在以往的批评中被完全忽略，因为这一片段自成一体时，对女方的反讽相当隐蔽。只有在隐性进程里，通过与前后文本成分暗暗表达的女方的自我中心相呼应，此处的反讽才会显现，才能引起关注。
在有的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基本不带反讽性，但背后却存在一股贯穿文本的反讽性叙事潜流，曼斯菲尔德的《苍蝇》就属于这一类（详见第十四章）。这种反讽的特点是，文字通常没有反讽意义，在隐性进程的这一局部也看不出反讽意义，但通过与隐性进程其他部分文字的前后呼应，在这一叙事运动中产生反讽。让我们看看《苍蝇》的结尾段：
他\[老板\]又纳闷起来，刚才他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事情来着？是……他掏出手绢，在领子里擦擦脖子。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
单看这段文字，看不到任何反讽意义。请对比作品中腰的这一段：
“我想讲给你听一件事，”老伍迪菲尔德说，他眼睛变得迷迷蒙蒙的，回想着，“咦，是什么事情来着？今儿早上我出门那会儿还记在心上呢。”他的手打着哆嗦，脸上没给胡子遮住的地方出现了块块红斑。
老板心里想，可怜的老家伙余日无多了。
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会详细分析的，隐性进程反讽的靶子是老板的虚荣自傲。在面对老伍先生的健忘时，老板居高临下地想着“可怜的老家伙”活不长了。如果说伍先生的健忘给了老板很强的优越感的话，我们在作品的结局却看到了老板与伍先生相似的困境和窘境。作品很唐突地以“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戛然终结，突出了老板的健忘。这是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强烈反讽：他跟老伍先生同样健忘，没有理由把自己摆到居高临下的优越位置上。值得强调的是，“他又纳闷起来，刚才他在想什么呢？\[……\]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本身并不带反讽意味，只是在跟前面老板对伍先生的健忘产生的优越感相关联时，才产生反讽意义。
有趣的是，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中的文字具有反讽意味，而同样的文字在隐性进程中则没有反讽性。在肖邦的《一双丝袜》中，身为贫家妇的女主人公意外得到了15美元，她本来想给孩子买衣服，但在商场禁不住诱惑，给自己买了一双高档丝袜，然后去买一双跟袜子相配的鞋。她挑拣得很厉害，还对售货员说，只要能买到一双她中意的鞋，价钱贵一些没有关系。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看情节发展，这段文字具有反讽性。艾伦·斯坦（Allen Stein）认为，肖邦意在表达金钱可以让人产生盲目的自尊：女主人公“凭借买了一样东西，往衣柜里添了一件新物品，她在售货员面前的行为举止就完全变了。”罗伯特·阿纳（Robert Arner）则认为女主人公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刻意模仿自己所不属于的富有阶层的购物行为，“假装”自己有足够的钱来买特别时尚的高档商品。与此相对照，在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中，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女主人公行为方式的改变则是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女主人公穿上婚前熟悉的精美丝袜，重新回到婚前那种购买高档物品的环境之后，心理迅速发生变化，回归了身为富家女时的心态，像婚前购物时一样不在乎价钱，只求能买到中意的商品。在这股以环境决定论为主导的叙事暗流里，女主人公的行为不带反讽意味（详见第十章）。
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既并列前行，又交互作用。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系统区分两者之间不同种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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