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卡蒙斯？
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Luiz Vaz de Camoes），又译贾梅士，被公认为葡萄牙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其所作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国魂》）于1572 年出版，共10 章，长达1102 段、8816 行；其创作的300 多首抒情诗形式多样，包括十四行诗、田园诗、赞歌等；另著有剧本《主人》《菲洛德莫》《塞莱乌戈国王》等。
卡蒙斯一生中成就*高的代表作便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这部史诗描写了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远航印度的经历，歌颂了葡萄牙的光辉历史和葡萄牙人的勇敢精神。该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被公认为葡萄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作品。除此之外，卡蒙斯所著的抒情诗还包括十四行诗、五七音节诗、短歌等形式。其诗歌创作，或受传统诗歌影响，或受文艺复兴思潮影响，或由自身经历而触发灵感。
卡蒙斯对葡萄牙文学、葡语世界的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都是广泛和深远的。
卡蒙斯之于其所在民族或者语言世界的文学
卡蒙斯对于葡萄牙文学的影响
卡蒙斯所处年代为文艺复兴时代，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古典与现代文学的交叉点。卡蒙斯所使用的葡萄牙语基本属于古葡语，当时的葡语受西班牙语的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情节表现、历史价值、结构复杂性、神话学术性和诗歌修辞艺术性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史诗作品和抒情作品完美结合的特点，因而也成为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的传世之作。
卡蒙斯的影响力，在其后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阿尔梅达？加雷特、费尔南多？佩索阿、索菲娅？德？梅洛？安德尔森等。
阿尔梅达？加雷特
阿尔梅达？加雷特（Almeida Garret, 1799—1854）的长诗《卡蒙斯》，如其诗名所示，体现出的是对卡蒙斯的敬意。这首诗歌写于加雷特第一次流亡海外期间，是葡萄牙文学进入浪漫主义时期的标志。它可以被认为是一首迷你史诗，其主人公便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卡蒙斯，内容围绕着卡蒙斯从东方回到葡萄牙之后的故事展开。全诗也是十章，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结构相同，语言风格也竭力追随卡蒙斯的史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诗起首，加雷特就引用了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里第三章第21 节里的诗句：
这是我可爱而幸运的祖国，
但愿上天能让我平安而返，
带着已竟的现在这一事业，
在故乡结束我的有生之年。
这充分说明了卡蒙斯在加雷特心中的地位，在自己这首长诗伊始便引用“偶像”代表作里的诗句，继而开始自己的叙述。诗歌通过卡蒙斯和一名西班牙修士之间的对话，展示了卡蒙斯回归故里后的遭遇：他并未被当作英雄对待，而是受到了漠视甚至是蔑视；在卡蒙斯向塞巴斯蒂安国王（D. Sebastiao）朗诵自己的史诗片段之后，国王为之神往，继而率兵征战，*后在战场上失踪，卡蒙斯亦在此后不久与世长辞。加雷特在诗歌里表达着对卡蒙斯的敬仰，同时也即题抒发了自己身在国外对自由的憧憬和对祖国的思念。但当时葡萄牙政治局面混乱，诗人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因此，在《卡蒙斯》的*后，诗人长叹：
卡蒙斯骸炭的朴陋安所，
也难认出这般的卢索
费尔南多？佩索阿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1888—1935）是葡萄牙文学史上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他善以不同的名称同时写作（异名写作），诗歌创作体裁丰富。其文学创作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的很大影响，这在他第一部诗集《使命》当中可见一斑。《使命》共有44首诗歌，分为三大部分：《荣耀》《葡萄牙之海》《乌云遮天》，分别代表葡萄牙国家的光荣历史、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以及葡萄牙王国的没落。其中，《葡萄牙之海》中的部分诗歌呈现了葡萄牙航海大发现的两个方面：一是对未知大海的征服，二是葡萄牙的泪水。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佩索阿所作诗歌和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比如《葡萄牙之海》一开始的“哦苦咸的大海”就和卡蒙斯史诗开头所述的“威武的船队，强悍的勇士”一样，直点主题，大海、船队、勇士，都是歌颂葡萄牙伟大形象的主题词。
哦苦咸的大海, 多少你的盐粒
汇成这葡萄牙的泪水！
为了穿越你, 多少母亲哭泣
多少孩子徒劳地祈祷！
多少待嫁的姑娘满待成婚
都是为将你拥有，哦大海！
这值得吗? 答案毫无疑问
只要那灵魂并不渺小。
谁若想穿渡博哈多尔以外，
就需要禁受痛苦与忍耐。
上帝赋予了大海冒险与深渊
而在其上他也悬照着苍天。
佩索阿在其诗作里强调的大海和葡萄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文学家极力倡导的国家英雄主义主题，而其中的代表就是卡蒙斯的作品《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因而可以认为，卡蒙斯对佩索阿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索菲娅？德？梅洛？安德尔森
索菲娅？德？梅洛？安德尔森（Sophia de Mello Andresen, 1919—2004）是葡萄牙著名儿童作家和女诗人。在其诗歌《卡蒙斯与薪禄》中，采取了与卡蒙斯的十四行诗《过失、厄运、火热的爱》对答的形式，为卡蒙斯拿不到国家应该付给他的年金而叫屈。卡蒙斯这样的英才，却被国家抛弃，只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安德尔森的创作也深受着卡蒙斯的影响：
你将谒于宫庑，
以求薪禄
能够如期而付。
这国家，慢慢把你戕杀，
你呼之不应的国家，
你唤之未醒的国家。
你的困顿生自合点的妒焰。
你的沉沦出于漠然的谗言。
一人，有超拔万众的胆，
敌人，便常会蜂拥来犯。
你所求的他们，对你少闻寡问。
因隐忍与恭顺，已令他们躬身。
隐忍的脏手，恭顺的污掌，
夺去他们双眸，给予他们目盲。
你将谒于宫庑，等守良苦，
他们不要诗句，要你顺服。
这国家，慢慢把你戕杀。
卡蒙斯对于巴西文学的影响
卡蒙斯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葡萄牙本国，在以巴西为代表的一些葡语国家同样巨大。20 世纪70 年代，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历时十年，通过对巴西历史上各类诗歌进行整体研究与分析，发现多数的巴西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卡蒙斯这位葡萄牙诗人写作风格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里或多或少地留有《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或《诗韵》的痕迹。这些诗人中，有旧体诗的代表，也有新诗的先驱；有寂寂无名的，也有赫赫有声的，甚至像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卡洛斯？ 德拉蒙？ 德？ 安德拉德 （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这样的巴西文坛巨擘，其很多援引、用典、取譬也来自于卡蒙斯的绝妙诗行。可见时过境迁后，作为葡萄牙人的卡蒙斯依然受到众多巴西文学家的敬仰和推崇，即使是阿丰索？阿维拉（Affonso Avila）、德西奥？皮格纳塔利（Decio Pignatari）、奥古斯托？德？坎波斯（Augusto de Campos）等一众先锋派诗人，有时他们革故创新的作品同样未挣脱卡蒙斯诗歌的传统。所以，巴西诗人塔索？达？西尔维拉（Tasso da Silveira）这般盛赞道：“我们的诗作里，是太多太多的‘卡蒙斯’。”
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分期上属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史诗作品。那么相应地，其带给巴西文学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和集中地体现于17—18 世纪葡萄牙殖民巴西时期的一些史诗作品上，即为这些巴西史诗提供了一种“卡蒙斯式”的写作范式。阿纳济尔多？席尔瓦（Anazildo Silva）甚至将这段时期直接命名为“卡蒙斯时代”，该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本托？特谢拉（Bento Teixeira）的《拟声》、巴西利奥？达？加马（Basilio da Gama）的《乌拉圭》、圣塔？里塔？杜朗（Santa Rita Durao）的《卡拉穆鲁》等。这些史诗或将抒情诗节引入叙述，或暗示卡蒙斯史诗中的段落，或借用其中一些要素和资源。
总之，它们无一不在对《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进行着不同程度的仿照，或者说后者俨然成了巴西史诗文学的教材。例如标志着巴西文学进入巴洛克时期的《拟声》，颂扬了伯南布哥领地受赠人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科埃略的功绩；《乌拉圭》高歌了西葡联军对阵印第安人的英勇；而《卡拉穆鲁》讲述的是葡萄牙人迪奥戈发现巴伊亚，娶当地印第安酋长女儿为妻，并教化其皈依基督的事迹。这些史诗均带着深浅不一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痕迹，尤其是《卡拉穆鲁》，更是被称作“巴西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卡蒙斯写《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既是在赞美葡萄牙人的历史成就，也是在宣示和强调葡萄牙民族的独立性。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巴西受到追捧和仿效，恰恰也是满足了巴西独立意识兴起的需要。因此，这些“卡蒙斯时代”的史诗作品，生来不会止步于十足的临摹，而事实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成为巴西史诗乃至巴西文学的础石，支撑起上方自然而然进行着的、吸收过本土之养料后所结出的一系列创新果实。这可以说是卡蒙斯及其作品对巴西文学所做的更为重大的贡献。
以上几部巴西史诗作品，对《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既有仿照，也有创新。史诗《乌拉圭》在形式上以无韵体突破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范式，在内容上用印第安神话人物取代了古希腊罗马诸神，体现出美洲本土主义的色彩。再如《拟声》，虽极尽史诗文学命题、献辞、祈语、结语之能事，却也有诗人自己开辟的新路。本托？特谢拉用诗中人物普洛特的发声，拒绝了传统史诗通过贬低异教来捧高基督教、鼓吹扩张主义或英雄主义的惯用套路，因而《拟声》被誉为巴西文学的奠基诗也不无道理。即使放眼巴西现代诗坛，我们也能发现卡蒙斯为广大诗人们提供的创作灵感。如巴西现代主义诗人若热？ 德？利马（Jose deLima）的代表作《俄耳浦斯的创造》，当中充满了对卡蒙斯的学习与致敬。这部现代史诗，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一样共十章，里面不仅有俄耳浦斯、缪斯等西方诸神，更有卡蒙斯充当诗人自己的代言人并与但丁平起平坐的情形出现。
此外，若热？德？利马还贯彻着《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三章的理念，将依内斯王后（Ines de Castro）这位葡萄牙历史上的殉情典范奉为永恒、纯洁、勇敢之爱的象征，等于在完成一次和卡蒙斯跨越四百余年的互文。
至于在所谓的“卡蒙斯时代”之后仍受卡蒙斯影响的巴西诗人，除若热？德？利马外，知名者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主义流派，如浪漫主义的卡济米罗？德？阿布雷乌（Casimiro de Abreu）、阿卡迪亚主义的克拉乌迪奥？ 曼努埃尔？ 达？ 科斯塔（Claudio Manuel da Costa）、帕尔纳斯派的维森特？德？卡尔瓦略（Vicente de Carvalho）、象征主义的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Alphonsus de Guimaraens）①以及现代主义的吉列尔莫？德？安德拉德？伊？阿尔梅达（Guilherme de Andrade e Almeida）等等。这些诗人在各自门派中皆据有一席之地，他们并非史诗作家，因而继承的是卡蒙斯抒情诗的衣钵。以下选取阿尔蓬苏斯？德？吉马拉恩斯的作品简要分析。吉马拉恩斯的诗风同卡蒙斯类似，古典主义的底蕴上飘浮着浪漫主义的味道。他的诗歌作品多为爱情抒情诗和宗教诗，前者与卡蒙斯抒情诗以及中世纪同类行吟诗如出一辙，都在描摹柏拉图式的理想女性，或者说对女性柏拉图式的爱。例如以下这首在巴西妇孺皆知的诗歌《伊斯玛莉娅》：
伊斯玛莉娅发了疯，
在塔楼上面做起了梦……
她看到天上有一轮月亮，
她看到海里有一轮月亮。
她沉浸在梦境中，
全身沐浴着月光……
她要升上天空，
她要下到海洋……
她神志恍惚错乱，
在塔楼上面唱起了歌……
她靠近了天空，
她远离了海洋……
她犹如一位天使，
展开双翅飞翔……
她要得到天上的月亮，
她要得到海里的月亮……
上帝赐给她的一对翅膀，
羽毛洞开阵阵作响……
她的灵魂升上天空，
她的躯体落入海洋……
全诗形式简单，却尤其高效地把自然、女性、诗韵、诗情等诸方美感融调一体，拟造出梦幻的世界。诗中，伊斯玛莉娅不顾一切地要飞升太虚，实现自己的愿望，结果其灵魂升了空，躯体却落入海洋，这或许会令读者联想起同在飞翔时坠海的神话人物伊卡洛斯，满含了古典的浪漫。而我们发现，纵是寥寥几句几节，吉马拉恩斯也能够颇为出色地完成诗作的隐喻与象征。当女性追逐理想而上时，女性自身也变作诗人理念中追逐的目标。在被自然而然地理想化、观念化后，伊斯玛莉娅凝成了光彩夺目的、象征纯洁和神圣爱情的结晶体。这些与卡蒙斯在抒情诗里求索的爱情、营造的理念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包括求索和营造的方式。
时至今日，卡蒙斯的作品依旧是巴西文坛学习的标杆，更是葡语文学的骄傲。究其原因，其在巴西能够产生巨大影响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巴西与葡萄牙在语言、历史、文化上的深厚渊源，为之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巴西文学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可供站立的坚实根基和可资借鉴的优秀榜样；*后是卡蒙斯诗作自身水平的过硬，它代表着葡萄牙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乃至整个葡语诗歌文学的*高水平，因此也具有足够强大的生命力，能在巴西这片和葡萄牙远隔万里的异土生根发芽，荫及后世。
卡蒙斯之于世界文学
和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一样，卡蒙斯不仅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被本国民众崇敬与瞻仰，成为整个葡萄牙民族的骄傲，同时他也给世界文学之库和人类文明之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为不同国家的人们所知晓。
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这样评价卡蒙斯道：“卡蒙斯仍然对得起他的时代和他的民族*好的东西。再没什么能对得起我们时代*好的东西了！”他从纵向上肯定了卡蒙斯的作品是具有超拔的历史价值的。而在横向上，葡萄牙学者阿尼巴尔？品托？卡斯特罗（Anibal Pinto Castro）则认为卡蒙斯无愧世界级作家之名。根据其调查，至少目前在美国及欧盟国家中，卡蒙斯已被列入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除此之外，涉及卡蒙斯与其作品的课程也成为这些国家高校的热门选课之一。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度，卡蒙斯的作品依然闪耀着它的光芒。
西班牙
作为毗邻之邦，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关联密切，也是*早接触到卡蒙斯作品的国家。1572 年首版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到了1580 年，便已出现两种不同的卡斯蒂利亚语版本。也就是说，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社区是西班牙境内*早阅读《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地方。而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卡蒙斯作品在西班牙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在西班牙一众的卡蒙斯支持者中，*知名的要数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这位写下世界首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的作家了。
不知是因为有相似的人生遭际，还是所处的时代几乎一致，塞万提斯对卡蒙斯怀有特殊的尊敬和崇拜，以至于在其成名后，仍然在著作里大力宣传这位当时尚无名气的葡萄牙诗人，连带着还要赞美卡蒙斯的故国葡萄牙。在他的表述中，卡蒙斯的文学造诣与西班牙历史上的*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是并列的，这显示出塞万提斯对卡蒙斯诗歌水平的肯定和他在识人方面非同一般的眼光。其后，卡蒙斯作品在法国的传播与盛行，或多或少也是因有塞万提斯这位文学巨擘的赞誉作为倚仗。有了塞万提斯与卡蒙斯的这重关系，西班牙的卡蒙斯研究火热，更有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两位作家放在一起比较，而西葡两国文学上的沟通也常会以卡蒙斯和塞万提斯为纽带，如2019 年，并论两位作家的《卡蒙斯与塞万提斯—对比与交融》一书由葡萄牙卡蒙斯学院和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联合出版，标志着两国的文学交流再度迈进了一步。
英国
英国对卡蒙斯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长期以来都颇为重视，这一方面来自于英葡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亲近（从14 世纪便宣布确立的英葡同盟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和众多英国译者的大力译介密不可分。根据学者约兰达？拉莫斯（Iolanda Freitas Ramos）和伊莎贝尔？洛萨达（Isabel Lousada）1992 年做的统计，《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出版问世以来的400 余年里，在英国出自不同译者的英语译本计18 种，这一数目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虽然这些译本风格相异、韵致迥然，但一致地显示出英国人对卡蒙斯诗歌始终如一的喜爱。
1655 年，英国的理查德？范肖（Richard Fanshawe）翻译并出版了首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英译本，随书还附有第一张传入英国的卡蒙斯肖像画。从此，卡蒙斯的名号在同葡萄牙隔洋相望的英国迅速传扬开来。范肖对于卡蒙斯的崇拜近乎狂热，在他看来，卡蒙斯完全能够与意大利的维吉尔、荷马、塔索等诗歌名宿比肩，他本人也心甘情愿地成了卡蒙斯诗歌在英国的坚定宣传者。
而在范肖之后，又有出自威廉？米克勒（William Julius Mickle）、托马斯？穆斯格雷夫（Thomas Moore Musgrave）等不同译者之手的译作陆续出现，使得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卡蒙斯热潮”被掀起，强化着英国读者对这位葡萄牙诗人的印象。于是，在对《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评价、探讨甚至争论中，卡蒙斯几乎成了英国上下皆知的国民诗人。
法国
1674 年，耶稣会士雷内？拉平（Rene Rapin）所著《亚里士多德诗学及古现代诗人作品反思》一书在巴黎出版，书中提到了在葡萄牙有一位叫卡蒙斯的民族诗人。就这样，卡蒙斯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法国的出版物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也被拉平描述为一首“征服印度的诗”，进而为法国人认知。同年，路易斯？莫雷里（Louis Moreri）在其编纂的首版历史大辞典中用一篇长文介绍了卡蒙斯的生平及作品。至此，卡蒙斯的诗歌在法国打开了市场。而在这两位介绍者之外，塞万提斯所表现出的对卡蒙斯的追捧，也是法国人愿意去了解这位陌生的葡萄牙诗人的重要原因。
卡蒙斯作品在法国的传播与被接受，按学者玛丽亚？德莱尔（Maria Manuela Delile) 的观点，可以以1800 年为界线，之前属于评价性接受，之后属于产出性接受。也就是说，1800 年以前，法国人对于卡蒙斯作品仅停留于文学评论的褒贬；而1800 年后，卡蒙斯作品开始真正对法国作家的创作起作用，即意味着它在当地的被接受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
但其实在18 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一些法国作家开始接受卡蒙斯作品所带来的影响，并表现于他们的创作当中。诗人鲁彻（Roucher）在其1779 年发表的诗集《月份》里，模仿《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达马斯托尔的相关情节，创作了组诗《四月》和《十二月》；让利斯（Mme de Genlis）在其1784 年发表的作品《枫丹白露》中也像卡蒙斯创造世外桃源“爱情岛”那样，拟造出了一个“爱情泉”。这些明显在向《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致敬的作品，体现出当时法国文坛对卡蒙斯接受度的提高。而葡萄牙米纽大学教授塞尔吉奥？德？索萨（Sergio de Sousa) 在其研究中称，在“达马斯托尔”“爱情岛”之外，卡蒙斯叙述的依内斯和佩德罗一世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里*被法国人熟知的部分。这段以悲剧收尾的传奇情事迎合了法国人的浪漫品位，令人动容，使《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成为受法国民众热捧的读物，并对越来越多法国作家的写作产生持续且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中国
卡蒙斯诗歌汉译的出现时间较晚。受各种原因影响，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卡蒙斯的诗歌才被相对完整地引入中国内地。先是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联合出版了《卡蒙斯诗选》，将卡蒙斯所著《诗韵》译成了汉语；进而在1982 年，张维民所译《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篇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皇皇史诗也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被更多的读者了解。而直至本书写作之时，国内出版发行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均为张维民所译。无论版本属于何年何月，它们都成功地把这部史诗的伟大之处展示给了读者。而译本的陆续再版，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对卡蒙斯之令名不再陌生。这种心理距离的拉近，甚至还体现于中葡两国政府的交流中：2018 年12月3 日，在访问葡萄牙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葡萄牙《新闻日报》发表题为《跨越时空的友谊 面向未来的伙伴》的署名文章。
而文章的一开篇，习主席就引用了卡蒙斯那世代传颂的名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事实上，和在中国内地相比，卡蒙斯在澳门更为人所熟知。首先，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文化上存在着更多的交集；其次，结合卡蒙斯的个人经历看，诗人有很大可能途经中国南海到过澳门。现如今，在澳门老城区的白鸽巢公园里，仍遗存着传说中卡蒙斯借以避暑写诗的石洞—贾梅士石洞。不仅如此，我们在澳门的路名、邮票、货币等处，都能够或曾经能够见到这位葡国诗人的名字或形象，这至少说明卡蒙斯对澳门的文化影响犹未散去。
展开
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 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
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
但具体地，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
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 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 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 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
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 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语）、塞万提斯（西班牙语）、但丁（意大利语）、卡蒙斯（葡萄牙语）、歌德（德语）、雨果（法语）、普希金（俄语）、泰戈尔（孟加拉语）、马哈福兹（阿拉伯语）、夏目漱石（日语）——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 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
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
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高的真实性。《*》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
*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钧
2021年4月7日于南京黄埔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