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市的城镇化
2019年4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意见》提出“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20世纪初，世界各国在总结城市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时，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该理念指的是满足当前城市发展的需求，不对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带来危害。我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初期，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发展均衡等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视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东南高、西北低，大城市高、小城市低，城市高、乡村低的不均衡发展状况。这种现象是由改革开放实施的经济特区、开发区的特殊发展与开发建设政策造成的。因此，在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众多的城市，都不能再用城市化率来描述城市化水平，因为流转到这些城市的人力、财力早已不是本地域，甚至本市自身的剩余劳动力和资源。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问题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将城市化进程中的节点当作浪潮看待，未尝不可，但决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客观阶段。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具有一定规模和行政管辖的地域，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必然包括起步、快速发展、稳定发展和成熟发展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有各自的城市化率的范围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界点，可用城市和农村融合发展的水平，居民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水平，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文明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水平等指标加以衡量。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总体上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期。
由于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是利用政策优势、后发优势快速进入的，许多大型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是非典型的，如深圳市、武汉市。武汉市的状况与深圳市并不相同，而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成都市大致相同，是较典型的大都市。因此符合《意见》中所说的“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北京市较早意识到城市化进程前半期中求快、求大所带来的问题，接连做出发展周边中小城市、迁移中心城区的市直机关到通州、迁移非首都功能人口到雄安新区的决定，“加快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中小城市人口承载力和吸引力”。武汉市也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和乡村差异性，稳妥把握改革时序、节奏和步骤，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分类施策、梯次推进，试点先行、久久为功，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改革路径和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据此，我们制定了武汉市城乡融合发展的城镇化策略：巩固发展武汉市主城区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地位，积极发展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岸、汉阳、武昌、洪山、江夏、阳逻等省级开发区和中法城等十六个经济开发区，大力发展东西湖、蔡甸、江夏、黄陂、新洲和汉南六个独立城区，协调发展三十六个乡镇城区，重点建设一二十个特色功能小镇，着力建设千余个美丽幸福新农村，初步建成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城乡融合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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