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一带一路”与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副会长。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研究领域涉及劳动关系、工会、劳动政策。是我国劳动关系本科专业的主要设计者，也是本专业国家职业标准《劳动关系协调员（试行）》的编制者之一。

《改革与劳动关系转型：一个学者笔下的劳动关系22年》是在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对1996—2017年劳动关系转型演进的记叙。《改革与劳动关系转型：一个学者笔下的劳动关系22年》分总论和年度报告两部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进程，对20年劳动关系的演变做出分期，阐述其发展特点和趋势，并对协调劳动关系的政策体系做出分析。

■总报告：对22年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演进的概述；

■年度报告：介绍劳动关系主要指标的现状，包括职工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劳动争议现状；介绍当年有影响力的劳动关系政策或事件，或某类劳动争议与群体性事件案例。

三、前瞻：经济新常态需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劳动关系放松管制

“新常态”一词最初用于形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调研视察时，第一次使用“新常态”概念。他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在经济领域，新常态主要表现为：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政策转型。而展望未来，“十三五”时期中国劳动保障领域的主要趋向是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趋于消失。

（一）“十三五”时期劳动力红利趋向消失

所谓人口和劳动力红利，是指由于高出生率，一国的人口较多，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高，抚养比较低，形成对经济生活的高参与、高收入、高储蓄、高投资的格局，从而对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人口和劳动力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荣景得益于人口和劳动力红利，但这一情形在“十二五”时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劳动年龄人口净值的持续降低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转向求过于供，从而带动了人工成本的节节攀升和工人转向抗争维权的策略选择。迈向“十三五”时期之际，劳工阶层将会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1劳动力老化

到2014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周岁以上到59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在总人口的占比为67.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比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比为10.1%。其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每年递增0.8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为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9.3%。到21世纪30年代，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老龄化程度会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38.6％左右。预计到2052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为4.87亿人。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就此表示，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迅速增加，承担养老缴费负担的在职人员占比显著减少，抚养比不断提高。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预计从当前的3∶1演变为人口老龄化峰值时期的1.3∶1，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需求不断增加，收支缺口迅速扩大，未来制度运行将面临极大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在职劳动力的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新增劳动力面临少子化冲击

“少子化”源于日语，其含义即是孩子太少且越来越少。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国家0~14岁人口占比在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占比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这种变化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占比从改革开放以来便一路下滑：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降为16.6%。人口出生率1978年为18.25‰，2013年降至12.08‰。人口自然增长率1978年为12‰，2013年降为4.92‰。

根据六普数据推算，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而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以低方案为例，我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少子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冲击即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我国第一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是在2012年，2012—2014年共减少960万人，这一波减少持续到2018年以后将会短暂地重拾升途。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休，劳动力供给将再度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21年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断崖式下降。2022—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000万人左右，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也将促使劳动者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维护自身权益，劳动力市场又将进入劳资矛盾的多发期。

也正是迫于上述前景及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废止了独生子女政策。

3中高龄劳动者早退与青年职工入职年龄推迟现象并存

我国劳动力红利的损失还表现在，在人口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作意愿不足或出于企事业单位对老龄职工的歧见，提前退休盛行。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以劳动参与率为例，2008—2013年，我国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均逐年上升，但劳动参与率却持续下行，2008年为73.96%，2013年下降到69.72%，共下降4.24个百分点。在我国女性仍保持较高劳参率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中高龄劳动者的早退所致，包括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下岗内退人员，以及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提前退休优惠待遇的人员。再者，便是民营企业普遍恐老，纷纷设下员工录用年龄门槛，并与前些年提前退休的概念被大肆炒作，成为主流观念有关。可以想见，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公布实施，中高龄劳动者早退的趋势将被遏制。

影响劳参率下降的另一原因，是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延长，致使其进入职场年龄推迟。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大学只录取了27万学生入学。而到了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招录学生685万名。近三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在700万人以上，这造成青年职工进入职场的年龄不断延后。以2013年为例，25~29岁组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是大专和大学的分别为15.8%和12%，而30~34岁组分别为13%和10.7%，35~39岁组分别只有10.2%和6.8%，不同年龄组接受高等教育占比的扩大意味着他们参加工作时间的推迟。

总报告：从市场化、法制化到去管制化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演进（1996—2017）

1996：国企改革前夜的中国职工状况

1997：减人增效背景下的中国职工状况

1998：国企改革下的中国职工状况

1999：新就业机制下的中国职工劳动关系

2000：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职工状况

2001：处在改革前沿的中国职工状况

2002：经济增速下的中国劳动关系状况

2003：新一轮结构调整下的中国劳动关系现状

2004：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争议和劳工群体性事件分析

2005：劳动者组织权的法律保障与实践

——以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为例

2006：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

2007：劳动保障立法年的中国劳工状况

2008：劳动合同法与中国劳工状况

2009：经济危机下的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制的困境

2010：罢工潮呼唤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集体劳权

2011：推行和谐劳动关系新政

2012：经济低速发展下的劳动关系规制

2013：迈向更高质量就业的中国职工状况

2014：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劳动关系

2015：迈向“十三五”时期的中国职工状况

2016：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中国职工状况

2017：迈向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