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十论》：
《宋史·食货志》言：“太祖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梨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岁丰则谕民谨盖藏，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元史·食货志》：“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张文谦为卿，专掌农桑水利。又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其法：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事，以备旱噗为先。凡河渠之事，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值。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芡、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其仁矣。”两《食货志》所著劝农之政，大体与韩婴、班固之说相仿佛，其为依前儒之义以立制，固自显然。夫蒙古之有中夏，原欲悉诛汉人，空其地为牧场，固不足以言政治。乃其于理乡里勤农桑，忽焉视宋为尤美备，岂不异哉？良以两宋之学，以淑人济民为旨，殆张文谦、陈邃之俦，所建白皆取之宋儒之理想，期以见之于行事耳，其精善美备，固政府之所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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