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江南社会文化史。近年来在《史林》《社会科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4部，古籍点校4部，译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完成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项，荣获江苏省哲学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次。新修《上海通史》“上海建县至明代”分卷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清总部主编，《常州通史》副主编。

    本书属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策划的“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涉及士人生活、江南儒学、典型家族、家风家训、海派文化、医药文化、近代报刊与新型城镇化等。

   《诗礼传家：江南家风家训的变迁》以江南地区家风家训的传承、发展、创新为研究重点，通过全面收集江南地区的家风家训文献，对江南地区家风家训的形成、发展、特点进行全面的讨论，并对家风家训与江南区域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江南地区传承优良家风活动提供借鉴。

总序（节选）

熊月之

   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家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南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区域、极具活力的地域文化。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不同时期内涵有所不同，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谓“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也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所谓“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一带；所谓“小江南”，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先秦时期所说江南多指大江南，唐代以后所说江南多指中江南，明清以来（包括今人）所说江南多指小江南。小江南亦有基本范围与核心范围之分，基本范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包括今江苏南京、镇江地区，浙江绍兴、宁波等地区，也包括安徽芜湖、徽州等地区，江西的婺源及长江以北的江苏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核心范围仅指太湖流域，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嘉兴、湖州与上海。

   江南地区山水相连，壤土相接。自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其行政建置，先为一体，唐代同属江南道，明代大部分属南直隶，清代前期大部分属江南省；后为毗邻省份，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分属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彼此人民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有无相济，流动频繁，认同感强，亲密度高，故文化一体化程度很高。

    关于江南文化特质，学界已有很多种各能自洽的概括，今后一定还会有很多种概括。据我有限目击，以下四个方面是为较多学者所述及的。

   其一，开放包容，择善守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得益于持续的开放与交流。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东晋以后才快速发展，很重要一个原因，便是由于中原战乱。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与宋代靖康之乱，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迁移。北人南迁不是难民零星迁移，而是包括统治阶层、名门望族、士子工匠在内的集群性迁移，是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在内的整体性文化流动，即所谓“衣冠南渡”，这对江南影响极大。这种迁移，从全国宏大范围而言，是中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迁移，但对于江南而言，则是一种全面的文化开放与交流交融。

    江南地区的开放，也包括面向世界的开放。古代中国与东亚以外的世界联系，主要通过两个方向，即今人所说的两条丝绸之路。一条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的横贯亚洲、联结亚欧非三洲的陆路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以后。前者以长安为起点向西，与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太大关联；后者或以泉州、广州为起点，或自杭州、扬州等港口直接出航，所载货物，或为丝绸，或为瓷器等，这就与江南地区有了直接关系。中国历史上，凡是偏向于东南地方的政权，都比较重视海洋。宋朝注意发展市场经济，拓展海上贸易。朝廷带头经营，民间积极参与，江南地区处于对外贸易前沿，江阴、青龙镇、刘河、温州、明州（今宁波）、乍浦、上海，都曾是重要港口。

    江南文化长期引领中国对外开放潮流。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知识分子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共同掀起第一波西学东渐热潮，将《几何原本》等大批西学介绍到中国来，其中代表性人物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锡阐等，都是江南人。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第二波西学东渐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王韬、马相伯、李问渔等，也都是江南人。五四前后介绍马克思主义热潮中，亦以江南人为多，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均为江南人。

    江南地区在吸收大量来自外地、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一直有自己的选择与坚持。诚如近代思想家苏州人冯桂芬所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吸收的过程，就是比较、鉴别与选择的过程，吸收精华，排斥糟粕，唯善是从，坚守优秀。海纳百川与壁立千仞，开放与坚守，是高度统一的，其标准便是唯善是从。明清时期江南学术、文学、艺术的全面兴盛，便是典型。近代以来的海派文化，则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发展起来的。

    其二，务实创新，精益求精。

   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江南人都相当务实，勇于创新，秉持实践理性。江南多数地方自然禀赋优越，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物产丰盛，人们容易解决温饱问题，故读书人多，识字率高，所以，江南进士、举人比例特高。但科举仕途太窄，绝大多数读书人在由学而仕的道路上行走不通。于是，他们除了务农，还有很多人当了塾师、幕僚、账房、讼师及各种专业性学者或艺术人才。他们有文化，竞争力强。无论何种领域，从业人员愈多，则分工愈细，分工愈细则

创新能力愈强。康熙雍正年间，苏州加工布匹、丝绸的踹坊，就有450多家，苏州工艺种类多达五十余种，且加工精细，水平高超。苏绣、苏玉、苏雕、竹刻、“四王”的绘画，顾炎武、钱大昕、阎若璩的考据，方以智的哲学，桐城派的文学，各种顶尖的学术、艺术，都是沿着精益求精路子，获得成功的。

    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使得江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致绚烂的时尚中心与审美高地。诚如明代人评论以苏州为核心的吴地文化时代所言：“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也。”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清朝宫廷对苏州艺术的欣赏与垂青。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两代紫禁城，从自然景观到人文环境，都浸润着苏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苏州工匠领导建造的；皇家建筑使用苏州金砖、玲珑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宫廷殿堂使用苏造家具，墙壁贴着吴门画派的山水画，屋顶挂着苏州花灯，桌上摆着苏州钟表，衣饰、床帐、铺垫为苏州刺绣，吴罗、宋锦等织绣；皇室享用的绣品，几乎全出于苏绣名艺人之手，服饰、戏衣、被面、枕袋帐幔、靠垫、鞋面、香包、扇袋等，无不绣工精细、配色秀雅、寓意吉祥。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后在苏州驻留114天。乾隆皇帝对于苏州文化，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孔飞力说，江南是让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赏又满怀妒忌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如果有什么地方让清朝统治者既羡慕又恼怒，那就是江南文化，“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位。”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这一特点到了近代，更为突出。穆藕初以一个普通的海归，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全国棉纺业大王，陈光甫能在金融业中脱颖而出，商务印书馆能长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难计其数的以精致著称的“上海制造”，都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的结果，都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的典型。当代江南，万吨水压机、人造卫星，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蛟龙号深海探测船、上海振华龙门吊等大国重器不断涌现，无不体现江南人务实创新、精益求 精的品格。

    其三，崇文重教，坚强刚毅。     

出版说明

总序

绪论 

一、概念与定义 

二、家风家训的历史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第一章 传统社会江南地区家风家训的发展 

一、传统社会江南地区家族的变迁

二、传统社会江南地区家风家训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传统社会江南家风家训的经验 

一、传统社会江南家风家训的特色 

（一）修身立人

（二）崇文重教 

（三）务实致用 

二、传统社会江南家风家训的局限性

（一）纲常秩序的等级观 

（二）男尊女卑的性别观 

（三）明哲保身的处世观 

第三章 近代以来江南地区家风的发展与变革 

一、近代变迁下的家族 

二、与时变通：近代江南家族组织的改良 

（一）“改良族制”：族会的创立与宗族组织的调整 

（二）宗族活动的改良

三、近代江南家风家训的变迁 

（一）近代江南家风家训转型的社会动因 

（二）近代江南家风家训转型的内容 

第四章 新时代长三角地区优良家风的探索与思考 

一、新时代长三角地区优良家风建设的成功经验 

二、新时代优良家风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