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长寿王与北魏宗藩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
孙炜冉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通化134002）
长寿王（413～492年在位）是高句丽第二十位国王，也是高句丽历史上在位时间*久的君主，其开创了与北方王朝和平共处的国家发展方针，对高句丽政治、经济等影响深远。
长寿王，名巨连，中原正史中称其为“高琏”，系广开土王之元子，于十八年（409年）被立为太子，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继位后的长寿王遣长史高翼奉表朝贡，向晋安帝进献赭白马，晋安帝册“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长寿王继位之初的中国正处在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经过淝水之战后，南方尚相对稳定，而北方暂时统一黄河流域的前秦崩溃瓦解，再次分崩离析，战事一时间难以敉平，长寿王之父广开土王乘机占据辽东，为高句丽的西进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高句丽历史上亦曾数次攻取辽东，但均未守成，多次与慕容燕政权在此拉锯。所以，能否彻底据有辽东地区，是摆在初继王位的长寿王面前非常棘手的问题。此外，随着中原局势的变化，北魏崛起，统一了北方，阻止了高句丽的继续西进，长寿王顺应时势的与北魏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
长寿王自太延元年（435年）向北魏遣使朝贡，至太和十五年（491年）薨逝，与北魏正面接触长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可以说每一个事件若不能很好地处理，均有可能将高句丽引入与北魏发生战争的危机之中，但长寿王每次都能很好地予以解决，化解了高句丽的国家困局，展现出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和能力。
一、冯弘事件
从现有文献来看，长寿王与北魏的官方联系始于北燕灭亡前一年，即北魏太延元年（435年），此前，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地区的逐步统一，北燕业已成为被北魏征讨的目标。在军事上北燕显然已经无法与北魏抗衡，为了及早讨灭北燕，北魏提出了许多非分的要求，如纳女、太子入朝为质等。面对北魏的咄咄紧逼，北燕国王冯弘（又称冯文通）拒绝其要求，遭致北魏的讨伐，“收其禾稼，徙民而还”。北燕为了自保，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朝的刘宋，遣使称藩，乞师援救。北燕是高句丽与北魏之间的缓冲势力，在魏强燕弱的明显形势下，北燕的灭亡仅是时间上的问题。所以，对于北魏，高句丽必须及早做出应对。在此背景下，长寿王才于太延元年（435年），入贡北魏，且请国讳，得到了北魏的敕封，拜高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其中，“都督辽海诸军事”和“辽东郡开国公”的册封，便是承认高句丽在海东地区的首藩地位，认可高句丽对辽东地区占领的既成事实。此举，算是给高句丽传递一个政治讯号，即在北燕灭亡后，北魏会承认高句丽在辽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对辽东地区的据有事实，算是给其服下定心丸。然而，面对势力正炽的北魏，显然高句丽并不能完全对其信任。应当是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高句丽仍暗中与北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燕主冯弘面对北魏已经做好*后的打算，其准备在不能守国的情况下“东依高（句）丽以图后举”，并且不顾太常杨.的劝谏，秘密派出尚书阳伊赴高句丽商议此事。此举得到了高句丽的积极回应。
太延二年（436年），北魏大举征伐北燕。尽管太武帝拓跋焘在“春正月 壬辰，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喻之”，禁止东方诸国卷入魏讨燕战事之中，但是因为高句丽与北燕早有密约，且长寿王出于对北燕人口和财富的垂涎，仍旧派出大将葛卢、孟光，前往和龙迎接燕王。高句丽军队在入城之后便暴露本色，“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因为高句丽对此役早有准备，所以葛卢、孟光在北燕精兵的护卫下，成功将燕主冯弘及北燕大量人口与财富护送撤退至高句丽境内。
面对高句丽帮助北燕对抗北魏，且还收容燕主冯弘及其臣民，太武帝诏散骑常侍封拨出使高句丽，令长寿王执送燕主冯弘，然而，长寿王却并未理会。北魏太武帝震怒，欲讨伐高句丽，被乐平王拓跋丕劝止。北魏未伐高句丽，乐平王的理由是“为和龙新定，宜优复之，使广修农殖，以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其实背后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北燕虽亡，但精锐兵民俱迁辽东，穷追不止恐加剧北燕流民同仇敌忾、破釜沉舟的决心，使北魏深陷东部战事；其次，南部刘宋雄踞江南，时刻窥视北方发展变化，而西部更有赫连氏的胡夏虎视眈眈，威胁着北魏的后方，北部还有柔然，经常趁北魏分兵之际寇抄边郡。这些强敌环伺，不容北魏再继续树敌；*后，则是高句丽自身的原因，从广开土王开始，高句丽国家迅速崛起，到长寿王嗣位后，其国力仍在逐年强盛，且相较于北燕疆域的局促，高句丽此时的疆域已然十分广阔，与北魏周旋的余地较大。基于上述原因考虑，北魏不得不放弃对高句丽的讨伐，承认高句丽吞下魏燕战争*大利益的既成现实。长寿王虽然在此事件中成为*大的获利者，但其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为缓解与北魏的关系，翌年（437年）便与契丹一起遣使朝贡北魏，承认北魏的宗主国地位。
收纳冯弘之后，长寿王成功地应对了北魏太武帝令其执送燕主的要求，获取了北燕大批流民和大量财富。但是随着与北魏关系的缓和，燕主的处置成为长寿王亟待解决的问题。冯弘至辽东后完全不顾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态度骄横，且联络南朝，显然有徐图复国的企图。长寿王当然不可能坐视自己的既得利益化作泡影，很快便做出行动，杀死了冯弘，并囚禁了刘宋使节王白驹，而南朝刘宋亦未敢违长寿王的意图，将执送回来的王白驹下狱了事。就如有些学者所言：“高句丽杀北燕主冯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屈从于北魏的军事政治压力，而是在于冯弘持北燕民众和刘宋的军事政治支持，不肯向其就范，高句丽为了管理数万北燕民众和统治区的稳定只能将其除掉。”可见，此时高句丽已经成为海东非常强大一股力量，是南北两朝都未敢轻易开罪和竞相笼络的对象。
二、罢朝北魏事件
就在长寿王成功解决冯弘事件之后，虽然其于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遣使入魏朝贡，但此后却突然中断了朝贡，时间长达23年之久，直到和平三年（462年），才又恢复了对北魏的朝贡。与后来百济盖卤王时因上书北魏痛陈高句丽诸恶，而北魏不肯从其乞师讨伐高句丽，遂绝朝贡的情况不同，高句丽的绝贡并未见其与北魏有任何交恶的事件发生。所以，这长达23年的罢贡决定，长寿王必然有着深邃的考量和复杂的背景。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消灭北凉，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为此，长寿王在该年年末遣使朝贡，当为表示恭贺之意。在此之前，高句丽与南朝关系更为密切，在晋宋更迭之初，宋“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长寿王看似左右逢源之举，却彰显了他倾向南朝，而冷落北朝的开始。纵观此时中国南北两方政权之实力，北魏常年征战，虽统一北方，但多为新争之地，局势不稳，其周围强敌林立，南有刘宋，北有柔然，东有高句丽，西有北凉沮渠氏残余力量，且域内多有反叛自立者；而反观刘宋，地处富庶的江南地区，自孙吴开发至今，虽亦有战争，但相比北方则安定许多，据吕思勉先生研究认为，以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元嘉北伐”的*终失败为节点，南北势力此前为北弱南强，此后才逐步转变为北强南弱。显然，目睹了西晋、前秦这样北方短命王朝的高句丽，在历史经验上，自然而然地认为北魏是下一个西晋或者前秦，而相对于北方不断变换大王旗的纷乱，南方朝廷则相对稳定，加之此时南朝实力较强，且极力笼络高句丽，想必为其承诺了大量利益。在北魏太武帝给宋太祖刘裕的国书中便说：刘宋“往日北通芮芮（柔然），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句）丽”。可见，高句丽与刘宋的互通，北魏早已洞悉。足征高句丽在南北制衡中，此时系将希望投向南朝，由此后高句丽对南朝的不断朝贡和对北朝朝贡的断绝可以看到鲜明的对比。
长寿王这个时间段内之所以做出亲南冷北的对策，与冯弘事件中南北两朝对高句丽截然相反的态度不无关系。北魏曾几次动议征伐高句丽，如不是囿于国内形势和高句丽在此事中谦卑的表现，则难以免除被北魏的征伐。反观刘宋，虽暗通冯弘，但在高句丽杀死冯弘，扣押宋使王白驹事件中，刘宋表现出很大的宽容。两种政治信号，让长寿王在刘宋和北魏之间做出了依附南朝的决定。且此前高句丽的三次朝贡北魏，并未体现长寿王对北魏态度有多虔诚，*多可以视作是双方相互的一种试探，而并非真正建立起友好的交往。
从地缘政治来看，北魏的统一显然成为阻碍高句丽发展的巨大威胁。在北魏营州和高句丽之间，虽然还有库莫奚和契丹游牧势力作为缓冲，但受冯弘事件影响，高句丽与北魏在营州地区的对峙是不争的事实。双方都堤防着对方在这个地方有所动作，威胁自身的安全。此时，高句丽内部亦需要整顿和安抚。在《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长寿王条中，自长寿王二十七年（439年）至四十二年（454年）长达15年时间内，仅有1条史事记载，而从四十二年（454年）到五十年（462年）的8年时间内，仅有3条记事。那么，在这23年间，长寿王究竟在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记述。但可以揣度，在接手了大量北燕移民之后，高句丽必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些人予以安置和消化，高句丽这段时间内除了两次与新罗冲突外，基本没有明显的对外拓展的举动，可见这期间，长寿王将更多精力用在了安稳内部政权上。期间，长寿王*活跃的对外活动就是频繁的赴南朝朝贡。
可以说，长寿王的罢贡北朝，更多的是出于对北魏的戒备，因为从北魏此前不断的统一战争中，高句丽很难相信自己并不在未来北魏的征讨目标之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南北两朝实力的逆转变化，高句丽看到北魏并未有对其用兵的计划，而随着北魏不断的崛起，南朝势力和影响力的减弱，长寿王才于在位第五十年（462年）再次开启了对北魏的官方朝贡关系，并且在对外朝贡的亲疏程度上开始倾向于北朝，这是与高句丽的国家利益不无关系的。
三、北魏设置光州与高丽民奴各（奴客）投魏事件
伴随着北魏和刘宋之间国家实力的逐步逆转，北魏开始向南拓展，逐步蚕食南朝疆域。尤其是在南朝“元嘉北伐”搁浅之后，北魏在双方的争斗中渐进掌握主动。高句丽也正是看到这样的局势变化，所以长寿王才再次与北魏建立联系，恢复对北魏朝贡，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其确认北魏并未有征伐高句丽计划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此次重建联系后，高句丽朝贡北朝的频率开始逐步超过南朝，这首先便是因为南朝内部政局的波动。刘宋泰始元年（465年），南朝爆发“义嘉之乱”，次年，天安元年（466年），参与刘子勋叛乱的徐州刺史薛安都投降北魏。由此，北魏开始染指江淮地区，推进至淮水一线与刘宋展开对峙。随着此后几年的征战，数位刘宋北方守将投降北魏，徐州、冀州、兖州等地尽数归魏，北魏于皇兴三年（469年）彻底攻陷青州，由此，江淮和山东地区尽属北魏。这种国家疆域的变迁对于青州隔海相望的高句丽影响深远。此时，长寿王已将都城迁至朝鲜半岛中部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对于长寿王迁都的目的学界早有论述，均有其道理和依据，这里不再累述，在笔者看来，其中还有一个目的是学界并未关注的，就是为了加强高句丽与南朝的交通联系。有学者做了考证，5世纪时高句丽完成了黄海海域东部和北部的控制，而黄海海域西部，便是山东和江淮地区。山东半岛是海东诸国与南朝交往的交通枢纽，随着这些地区由刘宋控制变易为北魏控制，高句丽与南朝的联系随即便受到影响。其实还不仅限于高句丽，应该说整个海东诸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朝对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影响力迅速减弱。与南朝不能有效控制高句丽不同，北魏东邻高句丽，可以对高句丽进行有效的监视和威慑。所以在对于高句丽向对方朝贡的态度上，北魏与南朝秉持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相对于南朝心知肚明的了解高句丽“亦使魏虏”，但因为“强盛不受制”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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