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论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的建构>》：
　　这种不可能不能归因于压抑。因此，这个案例并不是持续存在于当下的创伤状态，而是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例如弗洛伊德在1920年后发现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淹没性的情绪，当下缺乏的并不是表征的能力，而是建立联系和暂时替换创伤事件的能力（Bertrand，1990；Ferenczi，1931）。
　　1937年文本中描述的主观经验是另一种情况。这些非典型症状（在任何案例中，都是非神经症性症状）是幻觉、精神错乱以及身份认同困难。
　　文本中提到的“历史真相”是指从未真正体验为属于自己的主观体验。这怎么可能呢？有时，一种体验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主体无法将其整合为正在发生的事情（Bertrand，2004）。他从自我中退出（Winnicott，1975）；心理现实的整个部分被分裂，并被排除在自我之外（Ferenczi，1933）。结果，这种体验无法被经历。
　　然而它确实发生了，非神经症性症状——幻觉、精神错乱以及身份认同困难——转弯抹角地提供了“历史真相的碎片”，它不是由事件本身建构的，而是通过被分裂的事件的变形或扭曲建构的。
　　还有其他迹象存在：与事件本身无关，而与外围细节有关的非常清晰生动的印象的出现。生动的印象——是一种感性的烙印，而不是一种感知或表征——是主观体验真实性的指标。分析中很久以前的感觉印象的恢复发生在深度退行中。心理现实不仅由幻想，而且还由图像、内部和外部知觉以及源于身体感觉的情感组成。
　　《分析中的建构》以及《摩西和一神论》中的“历史真相”也涉及原始灾难留下的痕迹。
　　它指的是原始的创伤，以及深不可测的痛苦和绝望（Winnicott）。我们面临着这个悖论：为了生存，自我隔离了自己的一部分心理生活。心理围绕被排斥的部分进行了重组，以保护自己免受被隔离的部分重新融入自我。费伦齐（Ferenczi，1931）描述了在（心理的，有时是身体的）剧痛状态与唤醒状态之间交替的病人，在这种状态的重构中，他们了解一切，但什么也感觉不到，或者感觉到的非常少。
　　引用的文童提到了最初的创伤，这些创伤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但原始创伤可能会在稍后发生，包括酷刑或种族灭绝。
　　人们必须熟悉非神经症性移情的特点：激情和退缩交替出现、强迫性重复、分裂，通过投射逃避责任。
　　分裂是这种结构的一个核心要素。被分裂部分的内容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心理表征，因为主体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矛盾。
　　在神经症的情况下，这种无觉察与压抑、避免毁灭和“宁愿不知道”联系在一起。解释——在适当的时刻——可以帮助消除这种无觉察；但在分裂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分裂的悖论是，自我的一部分同时在自我之外。主体无法了解自身的矛盾：即使经过明智的解释，也无法将它们表达给主体。矛盾仅对其他人可见。而且，如果主体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他人不适或惊讶的一部分（或原因），那么正如纪尧姆（Guillaumin，1998：100）所说的那样，主体的自我依然是无动于衷和无法被触动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人的不适或惊讶确实在主体的自我中被指出，则可能引发失调；即使不是一种精确的表征，那么至少也意识到分裂之前的情绪，表现为认同的痛苦，这既可能是轻微的（一种不可思议的陌生感），也可能是严重的（去个性化和混乱）。
　　因此，其风险在于，精神分析师会采取一种符合病人分裂的反移情态度，通过仅与那个分裂的部分进行互动的方式，成为分裂的同谋。
　　分裂与行动化密不可分，正如纪尧姆再次指出的那样（Guillaumin，1998：105），分裂的规则是互动性。在这里，我们处理的不是释放出来的瞬时行为，例如我们对神经症性结构的发现，而是处理“特定的关系性行为，通过指向外在环境的强迫性行为，带来反移情的行为后果”。然后，分析师要么被迫成为分裂的同谋以避免被分裂，要么被认为无法思考，并且对这种情况的本质感到气愤。
　　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师必须对自己的反移情进行工作，创造性的建构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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