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回看毛泽东》等。

图书分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富田事变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等专题，详细介绍了这些中央苏区时期重大党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的湖雷召开会议。会上，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成立军委，理由是“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健全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半个月后，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是这样描述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的：“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时发表的意见。”《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另一种意见是不必再设军委，因为现在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并且批评要求设立军委的人是“分权主义”。至于毛泽东本人，对是否应设军委态度很明确，他认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在他看来，虽然主张设立军委的人提出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那种“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的说法，是完全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

毛泽东还认为，少数人为了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指责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其实他们的“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因为“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0-7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他在湖雷会议上所讲，而是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写的，但基本反映了他对是否应当设立军委一事的态度。至于这场争论中另一个主要当事人朱德，在湖雷会议上对此持什么态度，相关文献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湖雷会议并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因此，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至于湖雷会议所发生的争论，信中只是简单地说：“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这次会议后，红四军第二次攻占龙岩，并在这里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闽西继长汀、永定之后的第三个红色政权。6月7日，红四军攻克上杭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出席会议的人员较之湖雷会议有所扩大，达到41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还说，“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际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毛泽东甚至表示，“我不能担任这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7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朱毛之间在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上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领导方式。“朱德更多地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成前委代表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这同毛泽东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1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白砂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继任。毛泽东对于会议的这一结果是满意的，他在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这样说：“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事后看来，毛泽东对于白砂会议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其实，“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2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这时，这场争论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此人就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6月7日，也就是白砂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切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的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对于林彪给毛泽东这封信的时间，现在出版的一些著述说法各一。有的说，“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开会前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亦有的说是“白砂会后的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急信”李蓉、吴为：《朱德与毛泽东》，第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就在这次会议的当天晚上，（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封急信”庹平主编《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江华则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不论林彪这封信是写于会前还是会后，确实在一定程度起到了挑拨朱毛关系的作用。林彪从南昌暴动起就是朱德的部下，跟随朱德一路转战到了井冈山，并从连长、营长升至团长（纵队司令员）。红四军成立之初，军下有师，但只过了个把月，就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直辖团。部队下井冈山后，在寻乌的罗福嶂进行整顿，将团改为纵队，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此时的林彪还只有22岁。

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就成了史家不能不分析的话题。有著述说，林彪在信中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并称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信中也暴露了林彪写信的严重私心。“林的私心已经在此之前的6月上杭县白砂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便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说朱德‘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指衣着破烂不整，说话高兴时喜欢提裤子）。现在，林彪认为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写这封信。”庹平主编《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亦有著述说，据经历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分析，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林彪对朱德耿耿于怀。一是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湘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林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朱记恨在心；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批评了林，并扣发了他当月的薪金，林彪对朱德更加不满。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李蓉、吴为：《朱德与毛泽东》，第72-7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001

一、争论的起因：军委该不该设/001

1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001

2刘安恭的到来与军委的重设/005

3下级作出限制上级权力的决定/008

二、临时军委的取消与中共红四军七大/021

1白砂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021

2“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026

3中共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032

三、中央“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044

1陈毅的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044

2毛泽东回到红四军/050

3古田会议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055

富田事变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066

一、富田事变前赣西南的反AB团问题/066

1赣西南中共组织对AB团的最初认识/066

2反AB团活动一开始就出现扩大化/069

3对AB团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072

二、前委、特委间的分歧与富田事变的发生/076

1“二七”会议与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076

2赣西南“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081

3乱抓滥捕AB团诱发富田事变/086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定性的变化/101

1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最初定性/101

2共产国际：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活动”/106

3中央苏区新一轮的肃AB团高潮/113

四、周恩来为抑制肃反扩大化的努力/115

1“过去我们对于AB团的认识太笼统了”/115

2周恩来采取措施纠正“扩大化”/119

3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原因探析/122

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134

一、打不打中心城市之争/134

1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134

2“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141

3“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147

二、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去兵权/156

1前后方关于军事行动的分歧/156

2宁都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暂回后方/163

3毛泽东为何在宁都会议上遭排挤/168

三、“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174

1博古反感称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174

2“项庄舞剑”式的反“罗明路线”/177

3因查田运动纠偏毛泽东再受打击/179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190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190

1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190

2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以鼓士气/194

3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197

4举办军官训练团提高作战指挥能力/201

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严重错误/206

1“两个拳头打人”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06

2擅长运动歼敌的红军遇到新难题/209

3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212

4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217

三、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使良机错失/223

1福建事变的发生与中共临时中央的最初反应/223

2采取“左”的政策坐视福建人民政府垮台/226

3拒听正确建议丧失反“围剿”的有利时机/228

四、“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230

1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左”倾政策为丛驱雀/230

2不顾实际的“扩红”致使兵源素质下降/234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