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回看毛泽东》等。

图书分关于老区土改的几个问题、1949年国共北平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准备等专题，详细介绍了这些西柏坡时期重大党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数十年来党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全国土地会议紧张进行之际，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也于7月21日至23日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即小河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及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等。会议主要讨论战略反攻、统一战线和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他还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8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土地改革中要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

五四指示提出的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要办法，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规定对开明绅士、抗日军人和抗日干部家属中的地主及中小地主，应给以适当照顾，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并且“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而不是平均分配土地。但实际上，各地在贯彻五四指示的过程中，很快突破了这样的规定。1947年2月18日，薄一波复信刘少奇，介绍晋冀鲁豫解放区土地改革经过及其主要经验，其中说：晋冀鲁豫边区接到中央五四指示后，对地主的清算相当彻底，普遍的办法是“出题目做文章”，把地主土地财产全部搞出来，组织管理委员会，实行平均分配。在平均分配时有两种办法：一是中间不动两头动（中农除外的打乱平分），一是包括中农在内的全部皆动（打乱平分）。经过这一大运动后，地主都消灭。信中还说，在分配中采取推平办法，按远地近地，好地坏地，水地旱地，折合搭配均匀，依全村人口土地比率一律平均分配《晋冀鲁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的经验》（1947年2月18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9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各地之所以很快突破五四指示的规定，将土地打乱平分，并不在于地主手中还有多少土地可分，而是在反奸清算中部分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以权谋私，多占胜利果实，分得好而多的土地、房屋、牲畜或其他财物；一部分原来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也在清算过程中占有好且多的土地及其他财物；同时，“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将没收汉奸或公共土地，房屋财产，占为己有，不让群众分配，并有用非法手段，占有应归群众分配的土地。名为生产，实则为少数干部把持”，或“县、区、村都有庞大的合作社，其基金多半为土地改革果实，包括土地、房屋，名义是群众性的，实则通年不分红，不报账，亦为少数干部把持”《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报告》（1947年2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第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虽然通过清算等办法获得了一定的土地财产，但贫雇农的土地财产仍可能少于中农以及清算之后的地主富农，且贫雇农之间土地财产也有多寡之别。而使用打乱平分的办法，不但可使地主富农无法藏匿土地财产，也可将干部、积极分子多占的果实清退出来，而且这种办法更适合农民平均主义的心理。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是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有田可耕，而不是使每一个耕者有同样多的田。如果将土地彻底平分，势必将损害广大中农的利益。平分土地的政策与五四指示提出的实现“耕者有其田”有了很大不同，它不需要通过清算的办法。用清算的办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需要先“出题目”然后才能“做文章”，而平分土地则不需要“出题目”，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以行政村（相当于乡）为单位平分土地。即是说，五四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核心是“算”，平分土地问题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平”。当时曾经估计，平分土地虽有可能要抽出一部分中农的土地，但这部分中农人数不多，大约5%，而得利者能达到50%至60%，另有20%至30%的人口土地不会有变动。这样，团结的人口仍可达80%以上。

其实，各解放区经过一年时间的土地改革，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如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区，抗战大反攻之后解放的新区，在地主富农集中的地区，地主富农占全部人口的1984%，占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4547%；在土地分散的地区，地主富农占有全部人口的1778%，占有全部耕地的3671%。“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之后，地主富农就大大削弱了，又经过一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地主阶级已彻底消灭，一般保留了贫农生活，富农割掉了封建尾巴，大部分下降为中农。”这时，土地集中的地区，地主富农占全部人口的1781%，土地占1461%；在土地分散的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的1282%，占有的土地为59%（地主富农人口比例的下降是由于土改之后中农的比例上升）。在抗战大反攻前已解放的老区，经过抗战时期减租减息与查减的群众运动，反攻后的放手发动群众贯彻查减，五四指示发布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亦同新区一样，地主阶级彻底消灭了，一般保留了贫农生活。富农（指带封建尾巴的旧富农）这次比历史上是大大削弱，割掉了封建尾巴，保留了中农生活。此时老区地主占人口的848%，占全部耕地的427%；富农占全部人口的995%，占有耕地832%。与原来相比，地主只保留了原土地的144%，富农只保留了原土地的495%。《太行区党委关于太行土地改革报告》（1947年6月15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64—36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上述材料表明，不论是新区与老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数量都低于平均数。在这种情况下再来一次平分土地，地主富农手中显然已没有土地可分了，能够分出土地的也就只能是中农了，同时也让那些在前一阶段多分得胜利果实的干部退出一部分土地财物。这就可能将土地改革的矛头对向那些家底稍厚实一点的普通中农和农村基层干部。

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社论指出：现在的情势与抗日时期已经不同，我国仍有广大的、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已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相反的，蒋介石集团现在是卖国贼、法西斯和战争罪犯的集团，是人民的公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坚决执行这个政策，则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如果在这时候重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则革命运动会有失败的危险。《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47年9月1日。

9月3日，刘少奇看到了这篇社论，随后同中央工委的其他负责人作了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大会，提请大会集中讨论彻底平分土地问题。

在第二天的发言中，刘少奇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这篇社论中根本未提到动不动中农的问题，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上，第5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平分土地的办法，刘少奇是赞成的，认为这个办法消灭封建最彻底，而且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公开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党内问题也好解决了。

刘少奇要求各位代表特别是下边做过土改工作的代表，认真考虑平分土地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说：“过去我们的会议没有集中力量来讨论政策，大家注意力所集中的是党内问题，这是好的，没有错，因为以前麻痹不注意，现在来注意一下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另方面可能发生缺点，注意党内问题，政策问题就被忽视了，这是不大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上，第578—5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月5日，中共中央工委将会议讨论的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内即可闭幕。讨论原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因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的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报告》（1947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第8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天，中共中央对中央工委的报告作出批复说：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到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个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报告的批示》（1947年9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第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刘少奇同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两次提交会议讨论。此间，朱德、叶剑英、彭真、康生也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

9月7日，朱德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打垮蒋介石的最基本条件。要很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一个关键就是分田地，消灭封建势力，挖掉蒋介石的根子；第二个关键就是要打胜仗。在农民分得了田地之后，要注意大力发展生产，除搞好农、副业生产外，还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这样对军事和发展经济都有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月8日和9日两天，康生在会议上作了讲话。康生的讲话分五个方面：政治形势的变化；过渡时期与五四指示；彻底平分土地无弊有利；贫雇农路线及妇女、青年问题；党群关系。康生说：日本帝国主义一倒，国内外的敌人都改变了，国共关系变了，必然影响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特别是解放区抗日战争时期，其中一部分地主曾经与群众联合抗日，日本投降后，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反动集团身上，希望蒋介石进入解放区，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如果这个不可能，他们就用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农民运动，稳固他们封建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战争中从军事上、政治上发展了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允许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来夺取胜利果实。在战争中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但是并未满足，特别是贫雇农在政治上、经济上还受着压迫。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便要求彻底解决土地要求，有的就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9月10日，叶剑英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他对此次土地会议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认为会议成功地决定了两大问题：一个是通过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土地法，一个是为了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而实行改造我们的党。叶剑英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军事问题。他强调，后方要支持前方打出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新解放区，并做好城市工作。

叶剑英讲话后的第二天，土地会议就《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和整党问题进行了讨论，充分听取了代表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

9月12日，中央工委常委彭真作了报告。彭真在报告中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很重要问题，带有历史意义，在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是土地问题的彻底平分，一是党改造成为毛泽东思想纯洁的党。”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彭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强调应防止出现偏向。

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讨论，全国土地会议对于如何进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和整顿党的组织达成了共识，基本上完成了它预定的任务。9月13日，大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决定在各解放区普遍进行整党。

接着，由刘少奇作会议结论。刘少奇说：“全国土地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在会议上，各解放区同志就土地改革情况作了报告，交流了经验，提出今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并进行了反复讨论。同志们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实事求是，不夸张，不抹煞，有功不骄，有过不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好的。因此就能平心静气，发现真理，发现错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结论对土地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

《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刘少奇认为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对大地主、恶霸可斗得凶一些，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中、小地主就轻一些。不过这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不能因为区别和照顾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

他还强调在土地改革中要保护工商业，提出有的工商业者的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

结论认为，政策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因此，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

结论最后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84—39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朱德致闭幕词。他要求各位代表认真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并挑选一批好干部去执行。这位受人尊敬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特地提醒大家：土改搞好了，我们的基础就巩固，就能打垮敌人。同时，还要搞好生产，不搞好生产，群众就要反对；搞好了生产，我们就能富裕和繁荣。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将之公开发表，付诸实践。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继五四指示后又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上述规定，比五四指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由此可见，《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旨在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基本纲领。

平分土地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中心内容，它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这样的规定，既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又克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做法，防止错误地采取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造成地主富农对土地改革的顽固抵抗和破坏，有利于地主富农的改造，同时对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相信并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精神，它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这说明，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已不单单是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经济的翻身，同时也是农民破天荒地享受到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权利，在成为土地的主人的同时，成为乡村权力的获得者和监督者，得到政治上的解放。这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农民们把土地改革运动称之为翻身运动，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

不可讳言，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其不足，如没有明确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照这个文件，干部和群众对哪种人应定为地主，哪种人应定为富农，新富农与旧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如何区分等，难以具体界定，这就有产生扩大打击面的可能；采取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就难以避免地会侵犯中农利益；虽然《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明确提出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但对于如何加以保护没有具体规定，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各解放区都发生过侵犯工商业的现象；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对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党内不纯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只注意强调发动农民的重要性，而对于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没有引起重视，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左”倾错误估计不足，以致后来一度发生了搬开党支部和基层政权组织搞土改的做法，从而使土改和整党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的偏差。解放区农民集会拥护五四指示提出的“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1947年3月29日至3月3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这里住了三天，并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便于行动，按照军事编制，成立中央直属司令部，亦称中央纵队，任弼时任司令员（代号史林），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毛泽东在枣林子沟住过的窑洞。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旧居。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又称小河会议。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贾拓夫（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张宗逊（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马明方（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王震（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经武（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关于老区土改的几个问题/001

一、五四指示及其背景/001

1五四指示的制定及主要内容/001

2中共土地政策转换之因/011

3“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020

4和平土改——献田、征购/026

二、全国土地会议与平分土地的提出/037

1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037

2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042

3平分土地的提出与《中国土地法大纲》/054

三、老区土改中的“左”倾偏差及其纠正/069

1“左”倾偏差的诸种表现/069

2“左”倾偏差何以发生/078

3“左”倾偏差的纠正/088

四、几个相关问题的辨析/095

1地主富农是什么样的人/095

2老区土改中的“周扒皮”问题/103

3解放区土地改革意义何在/108

1949年国共北平和平谈判/120

一、蒋介石下野与李宗仁上台/120

1蒋桂矛盾的发展/120

2桂系的“逼宫”戏/124

3蒋介石宣布“引退”/130

二、中共对于和平谈判态度的变化/141

1“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141

2“将革命进行到底”/143

3斯大林建议中共抓住“和平的旗帜”/149

三、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与中共的回应/153

1桂系与中共的初步接触/153

2“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161

3“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169

四、北平和谈的启动与破裂/189

1孙科辞职与何应钦组阁/189

2“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194

3和谈期间中共对李宗仁、白崇禧的争取/201

4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207

5南京政府拒签《国内和平协定》/225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准备/237

一、毛泽东对夺取全国政权的预计/237

1“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237

2“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240

3“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244

二、新中国内政外交方针的确定/251

1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与经济政策/251

2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262

3新中国的对外政策/273

三、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280

1接管全国政权的干部准备/280

2工作重心转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285

3健全民主集中制，警惕胜利冲昏头脑/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