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 第一卷 (1925—1949)》是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著的地方党史著作，着重记述了中共宁波地方组织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过程，兼述上级党组织在宁波地区的活动。本书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现了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领导人民开展的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过程。
绪 论
一
宁波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宁绍平原东端，东濒东海，南抵三门湾，北临杭州湾，西接绍兴市，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明山和天台山绵亘于西南，重峦叠嶂，纵横百里；奉化江、余姚江在市区汇合成甬江，东流入海；海岸线绵延曲折，有得天独厚的优良港湾。
宁波历史悠久，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证明，远在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秋时，宁波属越国境地；秦时设鄞、鄮、句章三县，隶属会稽郡；唐时称县，后改称明州；明初始称宁波，“宁波”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清之际已日趋没落，而欧美资本主义正迅速崛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势必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开拓商品市场的重要目标。从19 世纪40 年代起，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特权，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宁波社会的历史进程几乎和全国是同步的。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侵占定海，并由镇海入踞宁波，宁波军民浴血奋战，予敌以重创。鸦片战争后，1842 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使宁波成为最早被迫向列强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宁波的侵略。他们在宁波江北岸设立领事（领事署），取得并扩大领事裁判权；把江北岸划为“外人居留地”，成为事实上的租界地；建立以外国人为税务司的“浙海关”，控制宁波的海关权。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国列强则采用资本输出方式，在宁波直接开办银行、工厂、企业等，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就地倾销商品，更加重了对宁波人民的剥削和掠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近代宁波社会中，这两对矛盾则表现得尤为典型、鲜明和尖锐。富有爱国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的近代宁波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鸦片战争后，宁波人民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英勇地抗击外国侵略。
1862 年9 月，驻守慈城的太平军，击毙镇压农民革命的“常胜军”头目美国人华尔。1885 年3 月，爱国官兵在宁波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屡挫进犯镇海的法军，法舰队司令孤拔在此役中被击成重伤，不久弃尸澎湖。
在宁波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最有战斗力而富有影响的是黑水党的抗英斗争。黑水党的首领徐保、张小火、钱大才目睹英军在定海烧杀抢掠的强盗行径，“于是加强组织，制军规，定旗帜，服色尚黑，因名黑水党”。定海、镇海、宁波一带的浙东人民“投奔徐保者，愈来愈众；聚有健儿三百余名”。黑水党“分伏郡城，并于江中置八桨水艇，伺英人出狙击之”；或装扮成夷人持竹杖，“夷人近与语，遽刺杀之”；此外还设计了“套头战术”“偷头战术”等多种方法。黑水党的抗英斗争，使英国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它充分显示了近代宁波人民勇于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热忱和斗争气概，是当时浙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旗帜。
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19 世纪末，宁波人民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不断掀起反洋教斗争。如宁波西乡、奉化大桥等地人民聚集在一起，攻打教堂，“声势巨大，迫使洋教士逃走”。余姚也有“三千多人，集合起来，奔向基督教堂声讨，吓得洋司铎不敢在教堂内居住”。之后，宁海、余姚等地也相继发生“闹教”事件。其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宁海王锡桐领导的反洋教斗争。从1900 年至1903 年，王锡桐曾先后三次组织乡民起来进行武装铲教斗争，烧毁宁海天主教总堂，杀死作恶多端的天主教神父朱国光和一些不法教民，参加民众最多时达近万人。近代宁波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坚决开展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近代以来，清政府为归还巨额的战争赔款，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宁波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他们被迫走上反抗道路。奉化乡民张名渊反田赋增耗起事就是突出一例。太平军进军宁波，极大地推动了宁波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一时期，宁波府各县和余姚（当时属绍兴）、宁海（当时属台州）的反清斗争此起彼落，十分频繁。著名的有鄞县东乡人民的抗暴斗争、双刀会起义、余姚“十八局”起义和史致芬起义等。进入宣统年间以后，群众性的暴动和斗争更是风浪迭起。1908 年，李世强、张兆庭召集群众，在宁、绍、台三府沿海一带，劫富济贫，惩处贪官污吏。同年12 月，宁海“南乡横涂铁场等村，联合二十余村，搜集军械，预备与官兵开仗…… 对垒相持，已有一礼拜有余”。1910 年7 月，余姚乡民为“县差至乡捉人”事而起来暴动。同年，奉化、慈溪等县乡民亦因清政府官吏借办学加捐、中饱私囊而暴动。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宁波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阻碍了帝国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步伐。但这些斗争的主力是农民，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如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王锡桐反洋教斗争，其主张的也只是“灭洋保国”，对腐朽清政府缺乏足够的认识。农民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比较落后，除王锡桐反洋教斗争采取武装暴动形式外，一般都采取“迎神赛会”，或焚烧教堂等。而且这些斗争大多是彼此孤立、分散进行，相互之间缺乏严密的组织和联系，自生自灭，没有形成一股斗争洪流，也始终没有形成统一集中的领导，因此在强大敌人面前，最后导致失败乃是必然。历史证明，辛亥革命前，以农民为主力军的近代宁波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19 世纪末叶，初生的宁波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二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宁波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宁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致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这就为宁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宁波城乡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商品市场。
1887 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这是浙江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至19 世纪90 年代初，宁波先后创办五六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采取了奖励工商政策，促进了宁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05 年创办的和丰纱厂是近代宁波规模最大的工厂，投资90 万银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因忙于战事，无暇东顾，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
宁波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宁波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宁波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它的力量开始发展壮大，组织力量也得到加强。1906 年，成立宁波商会。在抵制美货和争路权的爱国运动中，宁波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与其中，并表现出它的力量，逐渐成为宁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宁波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代表他们利益的一批宁波知识分子的活动来体现的。为推动和培养革命力量的成长，自《辛丑条约》签订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在宁波创办新式学堂，并掀起留学热潮。如陈训正创办的育德农工小学、由月湖书院改建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此外，还有象山的劝学所、师范讲习所；奉化的龙津学堂、剡源中学堂等。据浙江教育官报统计，到1908 年，宁波府共有中学堂5 所，学生313 人；专业、实业、师范学堂6 所，学生360 人；小学堂280 所，学生10453 人。这一时期，宁波府出国留学人员总计不下一二百人。
此外，宁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通过组织“通社”“新学会社”等爱国社团和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天铎报》等报刊，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同时，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党人把《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运来宁波等地进行宣传，“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尤其是那些从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和留学回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十分敏锐，一旦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立即被深深吸引，迸发出革命火花，奋而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去。许多宁波籍人士参加了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武装起义。最著名的当数参加1907 年徐锡麟安庆起义的慈溪人马宗汉，起义失败后，与徐锡麟一起被捕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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