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导论（清华科史哲丛书）》：
人类的自由不仅体现为可以在米饭还是面条之间选择，更是在于这种随时能够超拔出来的反省能力。
而在现代社会，由工业体系和工具理性所支配的总体性越来越让人丧失了总体上进行反省的能力，“掀桌”成为疯子的臆想，而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
这种束缚方式经常被包装为“务实”的美德——眼前紧迫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谈遥远的、不切实际的问题。如果你拿不出可行的、可操作的方案，就不要说风凉话。
一列失控的火车开过来，你眼前有一个操纵杆，你可以选择原地不动从而让火车碾死5个人，也可以选择扳动操作杆从而让火车碾死另一轨道中的1个人，你该如何选择呢？这个著名的“电车难题”中，我们纠结于扳还是不扳这两个选项，但并没有机会去追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是谁让火车失控的？又是谁把那6个人绑在铁轨上的？
这些问题固然更为根本，但在火车碾来之际，“可操作”的只有那一根操作杆，于是所有的思考和争论都必须围绕着这一操作杆展开。
作为一道伦理学的思考题，我们的讨论受到题面的限制，这很正常。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议题中，人们仍然被可操作性支配的话，就失去了批判的维度。
工人们甚至无权提出“工作让人痛苦”，因为这只是一句空洞的抱怨，工具理性要求工人把话说清楚、说具体——究竟是工作中的哪个具体环节，以何种实际方式，让你感受到痛苦呢？
比如，你嫌工作环境脏，那么解决方案可以是添置几个垃圾桶；如果你嫌吵，是不是可以建立隔音设施；嫌孤独，我们可以搞联谊、搞团建；如果是嫌钱少，那就给你加薪，还是嫌少的话，不如跳槽；所有的公司都不好？那你移民去吧；全世界都不好？那是你太矫情了，回家歇着吧！
因此，在19世纪还试图掀起革命的无产阶级，在20世纪最大的要求也无非是提高待遇了。
甚至是哲学家，都开始进入严格的分工，细致人微地讨论起一个个具体的概念或命题，越来越少地跳出操作语境，进行一种整体的批判。
现代工业体系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就是操作主义的集中体现。每一个工人面前都有一个具体的“操纵杆”，每个人可操作的空间都被压缩到最极限的程度。工厂的逻辑要求每个人管好自己眼前的事务，流水线上不断袭来的工件就仿佛那列碾来的火车一样紧迫，让你无暇追问它的来龙去脉。每个人都务实地完成自己眼前的可由自己操作的工序，而不是好高骛远。
但是，还有谁来反思整个流水线的意义呢？谁又该为整个流水线负责呢？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示出，纳粹的大屠杀正是现代工业逻辑的极端体现。为整个大屠杀的运转添砖加瓦的参与者们，大部分都不是嗜血狂魔，他们理性、冷静、遵守秩序、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在整个大屠杀的无数具体环节中，参与者们所做的无非是像最普通的工人和公务员那样整理文件、设计方案、运输人员、铺设管道……。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忙碌指向的最终结果吗？也许知道，但也被视而不见。就好比一个流水线工人并不关心最终的产品是什么。
古代人运用技术时，直接的作用对象往往离自己不远，行动者很容易区分用锤子击打钉子与用锤子击打另一个人的脑袋之间的差别。然而，在现代技术所封闭巨大的系统，每一个人在技术系统面前都是渺小的螺丝钉，他们只负责流水线上的一小块清晰明确的事务，他们只需等待早已订置好的事物以早已订置好的方式来到自己面前，然后做出预订的动作。整个技术系统下秩序井然，不存在任何模糊暧昧之处。
但是最终究竟是谁为结果负责呢？一套工厂流水线也许还能找到其法人代表，但整个现代技术系统往往找不到那个总负责人。但如果工业社会作为整体的运转正在将人类推向深渊，那么哪一颗螺丝钉为此担责呢？
流水线上的无数中间环节遮挡了工人的视线，让他们不能直接面对最终的结果，但他们就一点都没有责任吗？事实上，他们的过错不在于选择了错误的行为，而是在于“不选择”。他们把真理委托给现成的秩序，不关心无法一目了然的“边缘”，不在意自己控制之外的事情，因而他们可以在大屠杀之后回避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在完成预订工作之外承担过什么责任。
纳粹高官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说：“我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这句名言道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本质。与其说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操纵杆”，不如说我们更像是被捆绑在轨道上的人，我们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中前后运动，却跳不出被技术的列车碾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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