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论》：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自由、合理地运用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就能够给每个人体面的生活。在自然的社会建立之前，那些阻碍我们自由、合理地运用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因素必须消除，无论是陈旧的财政体系、财产的私有制，还是地租和高利贷——这些都是反民主的因素，都妨碍了自然社会的建立，从而妨碍了创造性的文明社会的建立。
经济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无法回避它们。如果不废除当前的经济制度，铲除它的根须，斩断错综复杂的枝条，要想用一种民主的文化来替代当前文明中的赝品文化，其首要条件就不可能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对民主文化的特征了如指掌。工程师和制图师能够制作出一辆汽车的设计图，提供适当的机械，确保他们所设计的汽车在制造完成之后能够正常开动，但他们无法预测汽车将开往何处。民主文化就是民主社会的旅行，一旦民主社会建立起来，就会启程。如果能够 顺利启程，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民主社会将长久运行。而如果有了掌舵的人，我们就可以确信它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发现新的国度、新的景色、新的气候。我们已经对民主的前景进行了简要的展望，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些打算抛诸脑后的问题。
我写作，不是以门外汉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不光称得上有教养（就这个词的常用义而言），而且实际上把大半辈子献给了文化事业的人——献给了当下艺术之实践，以及对于过去艺术的阐释。我的哲学是从我的审美经验中直接产生的，而且我相信，生活如果没有艺术，就会变得粗俗、野蛮。我知道有些人对这种价值不太敏感，但在我允许自己怜悯或轻视这类人之前，我努力想象他们为何沦落到如此可悲的心灵状态。我对这类人体贴得越多，认识就越清晰：尽管有少数人已经不可救药地被环境和教育塑造成了残酷无情的人，但大多数人并非感觉迟钝，而是漠不关心。他们有感受力（sensibility），但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却没有激发他们的感受力。建筑、雕塑、绘画和诗歌，与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圣徒保罗的巴洛克式雄辩，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以及我们文化中的任何二流的里程碑式作品，都不能明显地打动他们。他们如果走进了一家博物馆或画廊，就会目光呆滞地转来转去：在那些说着不同语言、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之交流的人中间，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如今有一个公认的预设：这个迷失了方向的“打铆机”（我们也许会这样称呼他）应该着手学习那陌生国度的语言——他应该参加博物馆的讲座，花一点空闲的时间参加成人教育班，这样来逐步提高文化水平。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的，很少发现民主主义者对此提出质疑。但只要稍加考虑，我们就能明白，一个以此预设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根本就不公平，根本就不民主。我们的打铆机或许是迷失在了伯明翰的一个沉闷的街区，在那里，他住的是简陋、狭小、陈设粗陋的房子——他那点可怜的工资只供得起这样的房子。我不必探听这人生活中所有沉闷的细节：他就站在那里，是这个国家数百万工人中的一个代表，他笨重的靴子踩在镶花地板上，而你却要求他去欣赏一幅波提切利的油画，一尊由贝尔尼尼创作的半身雕像，一件西班牙的织物，或者一件精美的利摩日瓷器。如果说酗酒是离开曼彻斯特的最短的路，那么，艺术可能就是离开伯明翰的最短的路；但它不会是一条挤满人群的路，只有古里古怪的工人才会对那种来自文化高地的审美刺激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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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大学美术系讲师迈克尔·帕拉斯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