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主编）

科幻作家、编剧、翻译，深港城市双年展策展人，九三学社成员。世界科幻作家协会（SFWA）成员，Xprize基金会科幻顾问委员会（SFAC）成员。多次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河奖、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等，作品被广泛翻译为多国语言，代表作《荒潮》《人生算法》《未来病史》等。

彭柳蓉

科幻作家、资深科普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儿童科普杂志《小牛顿》《小小科学家》《科幻世界》（少年版）执行副主编。数次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代表作《星愿大陆》《控虫师》等。

《星辰的眼睛》

当我们凝视星辰时，星辰也在凝视我们。在无涯的宇宙荒野里，星辰看到了一切。

仙女座、麦哲伦，还有所有那些有名字的和没有名字的星系里，都有文明在追随先行者的脚步，都有星门正在建设，都有文明正在等待。再过几亿年，宇宙中的每一座孤岛都将变成通途。到那时候，我们才会真的用光所有的名字。而且还要把它们再用上一百万次、一千万次，因为那里有无穷无尽的星星。

序

未来属于她们

人们大概已经忘了，公认的第一篇现代科幻小说出自一位女性之手——玛丽·雪莱。那年，她才18岁。

近200年来，作家们一直有意识地使用科幻小说来戏剧化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比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作家夏洛蒂·吉尔曼的科幻小说《她乡》便通过塑造单性繁殖的女性乌托邦来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议题：社会结构、经济、教育、宗教、生育，甚至环保。

然而长久以来，科幻都被视为“大男孩”的逃避主义文学，甚至许多读者会对科幻产生性别的刻板印象。20世纪的欧美科幻文坛长期因为“老”（老年）“白”（白人）“男”（男性）作者占据主导地位饱受诟病，科幻杂志及出版社甚至一度拒绝女性作者，女性作者需要化名男性才能得到发表作品的机会。直到近50年，女性主义运动与平权运动的不断兴起，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转向科幻小说创作，因为这种兼具“颠覆性”与“思想扩展性”的类型文学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参与和美学创新的机会。她们的主要关切之一是将女性纳入科幻小说的未来，创造出活跃的、真实可信的女性角色，而不是过去的科

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女性角色。

正如厄休拉·勒古恩在《American SF and the Other》（1975年11月）中所指出的那样：

“妇女运动使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科幻要么完全无视女性，要么把她们当成是受到怪物强暴的尖叫娃娃……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才华横溢的主人公身边忠诚的妻子或情妇”。

而这种女性思潮所带来的，是科幻领域中对于社会学想象力的解放。

“银河郊区”这个词是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家乔安娜·罗斯（Joanna Russ）创造的，许多科幻故事在想象狂野的未来新科技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却完全无法展现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因此，能在太空定居的未来世界，拥有各种新奇科技元素和上层建筑，但每个人仍然生活在异性恋家庭中，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看起来就像是1950年代的美国郊区，而且性别和性别关系一点也没变……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每当科学技术发生变化，社会必然会随之改变。

厄休拉·勒古恩、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查理简·安德斯、N.K. 杰米辛……这一系列不同时代的杰出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想象性叙事，不断探索性别与权力的边界，以此反思现实世界中的女性权利与地位，从观念与行动上去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与尊重的变革。

而这其中怎么能少得了中国女性科幻作者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进步和成就举世瞩目，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文本层面，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制度性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大众文化中的男性凝视与刻板印象，甚至是物化符号化女性的媒介消费主义……都让我

们觉得，这一切还都任重道远。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中，科幻小说和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作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批评性别和性别社会，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科幻小说为作者与读者提供了想象世界和未来的机会，在这些或然世界和未来中，女性不受现实中存在的标准、规则和角色的束缚。

相反，这种体裁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该空间中性别二元论可能会受到质疑，读者得以探索完全不同的性认知、性别定义与性权力运作的方式，并得到鼓舞与力量。

《星路》—迟卉

《边界》—陈虹羽

《新生之门》—念语

《沉默的音节》—昼温

《地图师》—廖舒波

《邮差》—廖舒波

《故乡明》—王诺诺、夏谦

《不枯竭的泉》—赵海虹

《落言》—靓灵

《清道夫》—孟槿

《重庆提喻法》—段子期

《怪物》—彭柳蓉

《明月几时有》—凌晨

《央金》—赵海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