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考证：中国现代史学大家的文学研究》：
以《诗经》为例，胡适等人就认为它是一部诗歌总集，今人欲全面了解《诗经》之内涵，必欲除却两汉以来的经学附会方能发现作为纯文学作品及民间诗歌的《诗经》内涵。也就是在胡适看来，他只承认《诗经》的文学性，且只认为它是一部民间文学的总集，对于其政治教化功能，胡适从来没有承认。如果我们按照现代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去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文本一旦脱离开作者之后，它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解读中，一定能够呈现出一种动态发展演变的过程。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静态的认知罢了。
但胡适等人开创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仍然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颇具说服力的一个事实就是，在20世纪的末期，有学者还在感慨王国维、闻一多、钱锺书等20世纪古典文学领域的大师们的论著所具有的深度，我们今天多数学者仍然难以达到，甚至还有许多人匍匐于巨人脚下，重复这些大师早已完成的工作。由此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艰难缓慢。如何从世界文化和当代理性的高度卓有成效地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此一感慨无疑让我们知道了胡适文学研究范式的生命力是何其旺盛。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难道只有所谓现代化进程吗？难道除了运用西方思想文化资源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研究途径与资源可以审视挖掘了吗？时至今日，在古典文学研究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还是有部分有识之士对支配古典文学研究的中西维度的基本范式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与不满。如果真按胡适所说的，还各个历史事物以本来的面目，那么《诗经》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属于纯文学的诗歌总集吗？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近代人才有的观点。自《诗经》诞生之日起，其使命与价值就从来不仅局限于所谓文学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此一概括与钱穆对《诗经》的解读何其相似，可谓是钱穆的知音。且他对新时期以来《诗经》研究的所谓“科学方法”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有学者对六十年来的《诗经》研究存在的弊端予以深刻的反思，认为现代学科体制带给《诗经》研究以巨大的成就，但也正是受到此种学科体系的限制，极大影响了人们对《诗经》的正常解读与认知。因为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下，《诗经》只是被视作文学一科，千余年来其作为文学之外的其他资源则被学术界有意地忽略和漠视，但作为经典的《诗经》则不能够被任意割舍与抛弃，所以该学者呼吁当今的《诗经》研究“不仅要还《诗经》以《诗》的时代，更要还《诗经》以‘经’的时代”。如果说在胡适提倡新文学的时代，经学是“孔家店”的内容，在被打倒的行列之中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在传统文化强势回归之今日，一味以西方所谓科学的方法来否定作为传统文化之核心的经学，那么其选择及途径的合理性也是存疑的。“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稳定载体，并非哪位圣人，或是哪位皇帝拍着脑门决定的，它有它的文化生态。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它的辉煌，它的衰落，都是在传统文化的历史生态中进行的，真正决定其价值意义的乃是这一文化生态的历史选择”，这才是胡适所谓的历史的本来面目，而非以时下西方时髦的理论来衡量传统文化。
当下另外一位学者对闻一多《诗经》研究的反思也颇有启发。在文学具体观念上，闯一多与胡适有许多不同点，但在解读及研究传统文学的理念与方法上颇多交集。对闻一多运用所谓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去解读《诗经》等传统文学的庸俗化作法，该学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当下《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将某种所谓‘文化模式’无限推衍于《诗经》时代的研究方法、《诗经》训诂中出现的滥用训诂手段唯以新解为尚甚至曲解文本以求合于‘文化模式’的研究作风、《诗经》的价值研究上出现的伦理道德意义与文化思想史意义研究的缺失，等等现象，探本寻源，在其开创者闻一多身上已露端倪”。
五六十年前，在谈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时，钱穆曾深刻地指出：“必联属于此民族之全史而研治之，必联属于此民族文化之全体系；必于了解此民族之全史进程及其文化之全体系所关而研治之。必求能着眼于此民族全史之文化大体系之特有貌相，与其特有精神，乃可把握此民族之个性与特点，而后对于其全部为巡视过程乃能有真知灼见，以确实发挥独特内在之真相。”这段文字可以说是钱穆文学研究最基本的信念与态度。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回过头来反观钱穆对古代文学所作的考察中体现出的理念、思路与方法则多有启发。在当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除了中西维度之外，通过考察传统文学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演变发展，也不失为探讨历史真相的一种途径与选择。钱穆的文学研究似乎在昭示着我们，这一研究理念与方法所得到的认识或许比其他更科学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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