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今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激进的理论家之一。他对当代文化和社会诙谐而尖刻的抨击广为人知和欣赏。在这部开拓性的文学理论著述的新版本中，伊格尔顿力求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之间建立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关系。纵览雷蒙德·威廉斯、列宁、托洛茨基、布莱希特、阿多诺、本雅明、卢卡奇和萨特的主要著作，伊格尔顿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评论，同时对意识形态做出引人入胜的理论阐释。
　　伊格尔顿利用这一视角，提供了对经典作家精彩的分析，其中包括：乔治·艾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T.S.艾略特、W.B.叶芝、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
　　伊格尔顿新加的引言，将这部经典之作置于其初版的语境，提供了对多年来文学研究的发展颇具启发性的反思。

　　《批评与意识形态》：
　　这并不是说文本通过允许我们接近意识形态进而用简单的幻象把我们包围。商品、金钱、工资关系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显著形式”，但是如果它们不“真实”，就什么都不是了。并不是说简·奥斯汀的小说只给我们展现了意识形态的幻象；恰恰相反，她的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同时期历史的一个版本，而且其揭示度比大部分史学研究更高。这也不仅仅是奥斯汀的美学形态之效果，即通过否定将意识形态“拉远”，以照亮其与真实历史接壤的阴暗边界。如果意识形态确实只是幻象，那么，它当然就需要诸如此类的形式上的、单边的操作，以使其不至于背叛真实。但是如果奥斯汀在形式上这样做了，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某些意识形态规则的产物，在允许我们窥探某些价值观、力量和关系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特定的历史知识。当然，这种知识并非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但是认识论也不会将严格的科学和纯粹的幻想从中间整整齐齐地一分为二。如果说奥斯汀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还算忠实的话，那是由于创造复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认知信息的美学手段的生产力，取决于其与意识形态接合的生产关系，而它本身的“感觉”更有历史真实度，比如，相较于格里尔·格兰治。但是，这并非“知识程度”的问题，并不是说“更有知识性的”文本（不妨说，就像凯莱布·威廉斯）就一定会达成更有价值的认知信息。相反地，奥斯汀小说的价值是基于其洞察力，同样也是基于其“无知”：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是小说无从知晓的，才使它们知道它们该做些什么，以及以什么形式去做。的确，奥斯汀正是由于有“所不知”，才有“所知”；但是也因此，她的“所知”绝非虚无，也不会因为舍弃真实而被归于虚无。因为，要是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对现实的舍弃，对奥斯汀而言，也就没有了她所展示的伦理话语、人物修辞、关系惯例和传统庆典——简言之，也就没有了任何让我们觉得她的小说“有价值”的地方。这些惯例和话语并不是退出现实后形成的真空地带；它们所演绎的意识形态的激战也无“不真实”之处。正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真实”（即使不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才使它没必要总是屈从于一种形式上的、伪科学的自我疏离来影射历史。的确，当意识形态进入虚构作品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但并不总是因为这种“虚构效应”使得意识形态遭到伏击、被迫缴掉手中的历史真相。因为这要取决于具体探讨的那个意识形态的交锋时刻，以及对其起作用的那些形式之特性。文本嵌入意识形态次结构的模式，次结构嵌入意识形态主结构的模式，以及形式手段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些最终由历史所决定的相关联系，才是同时决定经该史实允许的文本得以使用的性质、程度和质量的要素。
　　诚然，历史会“进入”文本，而且不仅仅是“历史”文本；但是，历史正是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本的，作为一种由其不同程度的缺失所决定并扭曲的存在进入文本的。这并不是说，真实的历史都是以乔装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因此批评家的任务就是从文本的脸上掀去面具；而是说，历史是以一种双重缺失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中的。作为文本客体的并非是现实，而是现实用来实现自我的某些意指——这些意指本身就是现实自我取舍的产物。在文本之中，意识形态变成了主导的结构，决定了某些“伪现实”要素的特征和倾向。可以说，在文本内部，意识形态似乎就是通过这种真实历史过程的倒置来决定历史真实的，而不是相反，即理所当然地由历史来决定。有人可能会说，历史是文学的终极能指，也是终极所指。因为最终，除了提供其物质基质的现实社会形构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意指实践的源泉和客体呢？问题并不是这一说法有多么错误，而是完全于事无补。因为文本呈现给我们的通常不是作为历史，而是作为一个嬉戏般的对历史的逃离，对历史的颠覆和抗拒，一个现实的需求似乎已然蒸发的暂时的自由地带，也是一个被包围在必然王国中的自由的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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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

序

一批评意识形态的突变

二唯物主义批评的范畴

三面向文本的科学

四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

五马克思主义与审美价值

人名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