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系统梳理了中国与国际规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国际关系学术书籍,对于正确把握和理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书稿文献资料丰富,结构严谨,论述层层深入,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输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书中分别从古代中国的“文明标准”与东亚地区国际社会、中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改革开放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与国际规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正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在坚持世界多元化的原则下,如何面对、理解、参与、甚至改变这一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规范建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理论视野开阔,逻辑清晰,论述严谨,是一部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
本书试图借鉴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文明标准”的缘起、性质、扩展的论述,围绕着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这个主题,来诠释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以期理解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
导 言
这本书是我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社会规范的变迁”(项目批准号:09JAGJW003;结项证书编号:2013JXZ0809)之最终成果形式,也是我很多年来不断学习与思考相关研究主题的一点心得或一个阶段性小结。
一
本书的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说是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而从广义上说则是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众所周知,自从近代以来一直到今天,中国与发源于欧洲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外学术界热衷于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求学,成为一名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思索似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我选修过几门相关的课(比如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读过数量不少的相关主题的中英文书籍或文章,也在给学生开设的多门课程中或多或少地论及这个主题。我想,作为一个学习、研究和讲授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中国学人,他(或者她)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关注和思考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类的话题。正所谓研究外国问题,心里总想着中国的事情。这可能属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国中心观”吧!
然而,我开始有写一本相关主题著作的想法,却是最近十年的事情。更具体地说,2007—2008 年,我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休学术假的时候,最早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我在英国那一年的主要工作是撰写一本有关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又译“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的理论与历史的书。在阅读有关英国学派的著作、文章以及个人档案文献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外发现,即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在阐述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提及中国,而且其论述的重点是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扩展的关联性,把中国视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如何抵制、加入和挑战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之重要研究个案或者参照物。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查阅英国学派著名学者赫德利 · 布尔的个人档案的时候了解到,布尔曾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代表团(其成员中包括王赓武教授)访问中国,并且写了两本关于中国之行的日记和一篇访华报告。后来在布尔牛津的家中,布尔夫人玛丽·布尔给我看了她丈夫在中国拍的照片,证实布尔访华一事。英国学派中的华裔学者(如江文汉和张勇进)还发表过影响颇大的相关研究专著。进入 21 世纪之后,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当代英国学派学者有关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关系的讨论也很多,不少英国学派学者(比如巴里·布赞、伊恩· 克拉克、安德鲁·赫里尔、张勇进、蒂姆·邓恩、铃木章悟等人)都就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们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不少交流。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学派的中国观,特别是该学派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叙述,就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学术关注点。因此,后来我便把英国学派的中国观写入了我的书《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2010)中,我也在英国国际研究学会(BISA)编辑的刊物《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相同主题的英文论文(2011)。阅读英国学派的著述,激起我对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历史演进的更大兴趣,我因而阅读了更多的相关文献,也产生了写一本从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历史演进的书之想法。这是我写作此书的主要学术动机。
此外,我在英国期间,正好赶上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在一些欧美国家进行,其中一站就是英国伦敦。奥运火炬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等城市传递的时候,我连着好几天都在观看英国广播公司(BBC)24频道的直播节目。我从 BBC 的电视直播以及当地其他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在这些地方的火炬传递活动频频遭遇来自“藏独”势力、人权组织等的粗暴阻挠或干涉,而当地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也
有人主张“抵制北京奥运会”。实际上,在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前后,中国在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冲突、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东亚的缅甸反政府示威、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觉醒”)等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一直面对着来自西方政府、民间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的强烈批评与指责。从中国的角度看,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更深地与国际接轨、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然而,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且更深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却频频遭遇来自西方世界以及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呢?我感觉到,奥运火炬传递在欧美国家受阻一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而是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那么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很想从了解和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在伦敦感受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也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环境推动力。
2008年夏天回国之后,我集中精力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一书的补充与修改工作。2009年春天,我在完成该书的定稿之后,便开始认真考虑写一部与该书相关联的后续著作,其主题是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在 2009 年 6 月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并且有幸在这一年的年底获得了研究资助。此后的几年里,我便按照当初申请项目时所设计的研究计划,开始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并且陆续写了几篇相关主题的中英文文章,有些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或被收录于某些编著。在文献资料不断积累及研究思路逐渐清晰的基础上,我便开始撰写这部书稿。
书稿的撰写比最初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这是因为它所涉及问题的时间跨度与研究难度都实在是太大了,我也因此多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好在我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于 2013 年春夏之交最终完成了书稿初稿的写作以及研究项目的结项。然而,此后书稿的修改过程持续的时间更长,我在对书稿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时候,不断发现或遇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以及新的困难,从而导致书稿的修改工作迄今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年。
二
对我来说,本书的写作既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思想探索之旅,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个历经约十年的过程之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献资料无疑给了我很多思想启示,也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我特别从阅读以下四类文献中,获益良多。
第一类文献是英国学派的著述。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今,国际关系 “英国学派”学者在探索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历史的时候,对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 / 国际体系、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研究成果。于 1959 年成立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一直十分关注中国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并讨论了“文明标准”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以及杰弗里·哈德逊等人,都在他们的相关著述中把中国当作思考现代国际社会缘起与扩展的重要分析个案或者参照物。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还发表了与中国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最经典的研究成果有两项。第一项成果就是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联合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该书有两章分别专门论述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其作者是江文汉和科拉·贝尔。第二项成果就是布尔的华裔学生江文汉所出版的研究专著《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1984),该书比较分析了中国、日本和暹罗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它迄今为止还是该问题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1985 年,赫德利·布尔去世之后,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不复存在,但英国学派的理论探索并没有结束。此后,英国学派学者在思考国际社会变迁的时候,依然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个案。冷战结束以前,英国学派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包括约翰·文森特的《人权与国际关系》(1986)。冷战结束之后,
英国学派学者发表的专门论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或者涉及该主题的研究著述不断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张勇进的《国际体系中的中国 1918—1920 年》(1991)、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历史比较分析》(1992)、大卫·阿姆斯特朗的《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1993)、张勇进的《1949年以来的国际社会中的中国》(1998)、巴里·布赞和罗斯玛丽·富特主编的《中国重要吗?》(2004)、伊恩·卡拉克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问题》(2005)、安德鲁·赫里尔的《论全球秩序》2007)、伊恩·克拉克的《国际合法性与世界社会》(2007)、铃木章悟的《文明和帝国:中国和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2009),以及铃木章悟和张勇进等主编的《近代世界早期的国际秩序:在西方崛起之前》(2014)等。
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书中所用的“国际社会”“文明标准”“新文明标准”等概念均来自英国学派学者的著述。与此同时,我也从阅读与英国学派有一定关联性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著作中获益匪浅,书中出现的“国际规范”概念便是借用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者。
导言
第一章 国际社会、国际规范与“文明标准”
第一节 国际社会
第二节 国际规范
第三节 “文明标准”
第四节 “新文明标准”
第二章 古代中国的“文明标准”与东亚地区国际社会
第一节 历史上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
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
第三节 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第四节 天下观、朝贡体系与中国的对外行为
第三章 中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
第一节 东亚朝贡体系遭遇冲击和逐步走向瓦解
第二节 中国对外关系行为与观念的变化
第三节 中国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员
第四章 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
第一节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二节 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
第三节 从“中间地带”到“第三世界”
第四节 “一条线”与中国同国际社会关系的改善
第五节 中国加入联合国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第一节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第二节 积极缔结国际条约和参与国际立法过程
第三节 建设和完善现代外交制度
第四节 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组织
第五节 中国融人国际贸易、投资与金融制度
第六节 中国对某些重要国际规范态度的变化
第七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承受的压力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
第一节 中国的崛起
第二节 中国努力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
第三节 中国与“新文明标准”
第四节 崛起的中国与未来的国际秩序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温馨提示:请使用泸西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