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体育思想史研究》：
19世纪末，部分欧洲国家的妇女获得选举权，20世纪初美国妇女获得财产权，随着西方女性财产权和选举权的确立，女权运动在20世纪初迅猛发展。到1910年，西方世界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为900万，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妇女成为劳动力，获得更多经济和政治地位，得以部分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随着社会产业发展对劳动力要求的增加，社会分工也更加细化，女性的家务劳动得到分担——幼儿园和学校承担了家庭中的部分教育职责，纺织厂、制衣场、洗衣业、快餐店减轻了家务重担。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妇女的空间是家一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
这一时期也是现代体育运动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体育运动的项目和规则开始完善，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的男士闲暇生活中体育占了主要部分。上层阶级的参与影响了运动的各个方面：体育运动的参与者与观众的规范，场地设备日益标准化，体育运动日益有组织化。以美国为例，男子橄榄球运动、棒球运动兴起，1903年美国男子篮球赛、自行车赛和乒乓球赛开始蓬勃发展。美国的工业革命完成后，体育俱乐部伴随着休闲运动，白人男性越来越多地加入有组织的运动中。体育运动成为促进男性人格发展的方式，被社会化地构建和定义，然而这一时期女性体育运动仍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支持。
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与经济、东方与西方、价值与意义，以及精英与大众等概念组成了各种各样复杂的格式塔（Gestalt），在交错的联结与冲突中，酝酿着全球化的新特质，它与后现代文化潮流相呼应，体育中也出现了很多新兴力量，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女性运动的浪潮，贯穿整个20世纪，至今仍未停歇。
20世纪早期，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参与情况得到改善，一些有利于保持身体平衡和协调性的健身活动被定义为“女性”特质，例如网球、健美操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这类体育运动常常含有网和其他障碍物，以防止异性之间的接触。它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生产出合格的贤妻良母，并非是将体育运动作为发展女性独立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有限的机会虽然限制了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但却阻止不了她们的参与热情。
1900年巴黎奥运会只有两项女性可以参加的赛事——草地网球和高尔夫球。1905年，美国女性网球手梅·萨顿越洋参加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萨顿在比赛时卷起长长的袖子，赤着手臂比赛，一时之间震惊了看台上思想保守的英国人，萨顿被叫作“洗衣婆”，网球界出现了被时人称为“粗鄙”的风潮。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女子网球单打冠军的法国选手已经身穿短袖长裙了。但接下来的近三十年里，奥运会也只有几项田径项目和一项体操竞赛面向女性，并且美国的黑人女性都不被允许参加草地网球锦标赛。
从19世纪70年代的北美开始，北美的女权主义思想广泛进入体育领域。一开始，它主要致力于帮助女性运动员识别和抵制性别歧视，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机会，关注的核心并非是体育与娱乐范畴中的文化争议，而是法律、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严肃问题。有关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平等权利问题迅速获得响应和支持。19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具备理性思考、富有理论含量的妇女体育著作相继出版。体育女性主义不仅在北美，也在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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