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黎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应邀前往电视台讲解《黄帝内经》，在元泰堂国学讲堂、喜马拉雅FM均开设课程讲解《黄帝内经》《诗经》，微博及公众号粉丝累计达百万。著有《曲黎敏精讲〈黄帝内经〉》系列、《诗经：越古老，越美好》、《诗经2：情到深处是中庸》等。

多年来，曲黎敏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主张中国文化之道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才有意义，主张用生命之道来解读文化和科学，认为只有当每个人都对自我的生命本能和心灵有了充分认知，才可能找到理解万事万物的捷径，拥有健康自在的人生。

公元2～3世纪，东汉王朝瘟疫肆虐，百姓苦不堪言，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编撰了《伤寒杂病论》，后人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将书中主要论述杂病的内容，编为《金匮要略方论》。

《伤寒论》是古代汉族医学典籍之一，是一部阐述外感病治疗规律的专著。书中记载的方剂，被誉为“众方之祖”，尊为“经方”。书中提出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后世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2020 年春天的疫情，让很多人沦陷其中。最后国家开始鼓励中医中药介入，由此引发了中医粉和中医黑的一场争执。争执的焦点在哪里？就是中医是否科学。中医的确是所谓科学概念产生之前的东西，它确实需要未来科学的不断验证，但用一种观念决然地否定另一种观念，就不具备科学精神。

老百姓总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生。”西医是否真的能让人明明白白死，因为我不是西医专业出身，不好判断，但“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生”这句显然是错的。如果大家学习了《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明了理法方药，断然不会糊涂。因为每一步都是清晰明白的。

比如，《伤寒论》应对发热和干咳、气喘等非常有疗效。比如此次疫情中，医生用了很多中医的方子，但很少有人讲用药原理，顶多是依据湿邪或寒邪来个区分，有的人是用伤寒方，有的人是用达原饮等时方，最不济的是用西医消炎杀菌等思路，开出银翘散、双黄连等。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很少有中医师亲临抗疫前线，从这点上说，还是西医医生在冒最大的风险，非常值得敬佩。中医师只是依照舌象和症状开个统一的方子，很少是从病人脉象断阴阳的。这就违背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治好治坏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第二个问题，虽然中医在治疗高热上有奇效，但如果没有经西医诊断，大家也不会承认中医治疗的就是“新冠病毒”病人。所以，“非典”时期，邓铁涛老师带中医团队介入时，就强调先由西医诊断后，中医才介入，否则也会被质疑，说只是治好了发热而已，而不是治好了“非典”。

第三个问题，患者都是处于隔离状态下，确实也阻碍了中医的望闻问切。

怎么办呢？可病人只会喊救命，又说不出一二。按脉法，桂枝汤，脉浮缓；麻黄汤，脉浮紧；麻黄附子细辛汤，脉沉。可无法给病人把脉，就只能再依据别的症状开药，就得根据有汗还是无汗，怕风还是怕寒，上头是否咽喉肿痛，下面是否大便不通等判断。

伤寒名方——甘草干姜汤

发热，我建议用甘草干姜汤。这是为什么？咱们看一下甘草干姜汤的《伤寒论》原文：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因为此轮发热都有咽喉干燥的症状，又因疫情而恐惧，有烦躁不安之象，而且有人大便干燥，几日不下，这就是经文所说“阳明内结”；病人诉说病情也颠三倒四，有人甚至吓得哭哭啼啼，只会说“好害怕好害怕”，这就属于“谵语烦乱”。甘草干姜汤方的好处就是干净、安全，不会乱了气机。

这个方子只有两味药：甘草四两，炙。干姜二两。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现代基础用量：炙甘草 12 克，干姜 6 克。原本在课程里，并没有现代基础用量这一项，但出于对大家用药不当的担心，特地加上以供参考。关于中药剂量问题，后面第三章有专门讲解。

特此声明：现在所谓基本用量都是按照李时珍的一两等于 3 克用的。而且，有些药必须按国家药典规定使用，比如细辛不得超过 3 克，附子最好不超过 9 克，一旦超过就必须有执业医师盖章确认。也正是因此，《伤寒论》中的中药煮法也就不太适宜目前这些剂量了。实际上，关于剂量，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用量心得，我在撰写本书时，也会根据现代人的体质，对古方中的用量进行一些调整。所以，真有病了还是要找医生开方，才能根据脉象等给出真正管用的剂量。

厥逆，就是手脚冰冷，就是阳虚；而咽中干就是阴伤；烦，是虚火上炎；躁，是肾精不足。所以用大剂干姜以扶其阳，用大剂甘草以救其阴，不仅能驱病，而且有提升免疫力之功效，对虚弱尿频、下半身常冷、咳唾痰稀、眩晕短气的老年人也有良效。此方大道至简，对于辨证准确又没有乱服过药的病人，效果神速。

而那些已经服用过西药退烧药而无效的人，就属于已经伤了阴阳的人，如果低烧不退，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依旧高热的，后背疼痛、无汗、怕风的，可以用葛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