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骗子来到南方》，中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作品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在海外出版。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是阿乙青年时代的随笔集。阿乙别出心裁地以词典形式，收录了自己人生与写作的关键词：过往经历、置身所在、读书观影、自我训诫……经由游走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文字，阿乙完成了对于自己的检索。

阿乙把很多不再重复的话，留在了这本书里面。

阿乙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
——作家 格非

阿乙的写作展现出了一个更远、更大、更隐蔽但更真实的中国。
——作家 李敬泽

阿乙的人有趣，作品精彩，这本随笔，写得生动而精简，没有冗余的叙述，包括情感。
——歌手 李健

我不敢说这是小说之外的阿乙，至少，这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阿乙。
——书评人 魏小河

不真实感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保安躲在阴暗处。卖煎饼的汗如雨下。高架桥上车水马龙。你拿着一张CT图，想到医生说，肺那里密密麻麻，阴影有点重，我们医院太小，你去大医院吧。

面试

二〇〇一年，我去天津某报面试。一张长长的会议桌，那边坐着十数位衣冠楚楚的报社老同志及新闻学院教授，他们戴眼镜，表情沉稳，看着我，偶尔有人用笔敲打几下桌面，这边只坐着我，一位从江西来的县城青年。他们还没有问什么，我便被压垮了。我感觉我储备的东西——知识、信念、观点甚至是应试技巧——都被锁了起来。我在他们傲慢的注视下红了脸，手和脚不住颤抖。我浸泡在越来越浓的羞愧中，甚至想悲愤地站起来，拉开门就走，尽管我是从千里之外的地方偷偷跑过来的。我等着他们宣布这场面试的结束。
“假如在写报道时，内容与上头文件有冲突，你怎么办？”最终，完全是出于同情，一位女士微笑着问我。我和她对视一眼，看见她鼓励的眼神。我说：“一切以事实为准。”很神奇，话说出来后，恐惧便跟随着一阵痛快的热汗跑出来了。我甚至盼望他们能多问一些问题。然而他们对视、点头，就由一位说：“等通知吧。”
在返乡的火车上，我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然而这不公毕竟是由自己招致的不是吗？我还想到那些扛摄像机的，兴许当他将机器对准某人时，就有了将对方当作玩物的想法。在县城初有摄像机时，几乎每个出现在它面前的人都是弱势群体，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观众都能看见汗清晰地冒出来。不久，就有了分水岭，那些善于舞蹈的人在镜头前舞蹈得更凶，而那些羞愧的人也变得更羞愧。
会有这样的对话——
记者：“你认为这样做对不对呢？”
被采访对象：“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对吧，不对。”
记者（转向摄像机，眉头紧皱）：“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没有起码的是非。”
被采访对象想说“不是这样的”，然而机器已经永远地走了。

写作

◆ 梦好像在不可思议与真实间架设通顺的桥梁，使我们的经验疆域逐步拓宽。我之所以噩梦连连，是因为喜欢白天睡觉，窗帘是白色的，薄，且只能挡住两扇玻璃中的一扇，上回因为晾衣架的不慎割划，窗帘还裂了一个大口子。为了少做梦，我将黑色口罩改造成眼罩，戴着睡觉，从此少梦。
◆ 写就是无法抵达。为了写打台球，我到网上打了六小时斯诺克，所有的焦躁都被激发出来，对手出杆慢，我就说：“患得患失，蝇营狗苟，贱人，把便秘当人生，我操你妈，你妈×，你奶奶也是贱人。”对手都跑了。最后我得到一句体验：每次我打球，心里都会涌出一种不如去死的恶心。
◆ 世上一定有此人，他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把，结果一直在最后一把，他便跳楼死了。
◆ 写只有两样：敏感与纪律。敏感是释放，写作者是心灵上的烧伤病人；纪律是克制，克制那些放出来的野兽，赶回去一些。我比别人懂得克制，可能是因为没那么多才华。穷人穿衣服干净。
◆ 不成功的自传都有共同点，就是辛苦自辩。而且特别喜欢用一些极端的事来完成自辩，以示自己是个纯洁、正直的人（至少是个过得去的人，像“读者您”一样）。但是这种伪饰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诚实的文字，写得越多，糟蹋自己与别人的时间越多。
◆ 《茶花女》的基础设置：概念为美好，通过摔碎美好，使美好凸显，分四步：A. 设置主角为妓女；B. 赠予玛格丽特肺病；C. 将玛格丽特在孤独中弄死；D. 开启棺材，让读者目睹风华绝代者眼窝空洞、脸布绿斑的遗容。
◆ 写作的耻辱在于，总有一位无形的长者，他是你的共谋，告诉你怎样才能骗到读者。演讲的耻辱也是如此。效果的奴隶。
◆ 我写东西，急切，一步到位，仿佛销售员向家庭妇女介绍锅的功用。处处卖弄事情的前因后果。而好的作者会停下来从情态入手，情态这个字是合适的，就是一种状态，包围你笔下人物的气氛。好的写作，文字明白、清楚，像阳光下的水流，但在文字之下潜藏着暗流。这股暗流模糊，不可状，但实实在在存在。它是由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的。这个是写作的密码。好的写作是把文字清楚地传递给读者，就像将蚯蚓慢慢伸到水里。
◆ 阳痿病人，在每次失败之后都会疯狂自证。不幸的写作者也如此。
◆ 山鹰社攀岩，攀上一个石块可能要费十来分钟。非常吃力，吃奶的力。我觉得我现在写东西也是这样。一句话十来分钟。
◆ 吃饭时偶然与王晓老师坐在一起。他说写作就是克服自己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感。于我而言，大概还要克服没必要的自嘲和自怜。
◆ 这个叫《猫和老鼠》的小说毁了好几次，这次是第几次重写忘记了。每次写到一定程度时，我就会从前读起，越读越没信心。我憎恨自己过去所有的作品，觉得它们对不住我。我在读别人的东西时很能看到对方的长处，但我掌握的都是自己的弱点。
◆ 因为你喜欢一首歌，网站就把演唱者其他的作品也推荐给你。豆瓣FM。这种智能性有如岳母，看见你吃了一种菜，将这一盘都夹给你。作者也会受到读者这种引诱。
◆ 深刻的角色一般是不出现的，比如《一九八四》里的电视机。被国家改变命运的子民，他们也是看不见国家的，他们看见的是广播的喇叭，里边传来遥远而坚定的声音。震撼的女声。让人不得不笃信的腔调。隐藏的后果。
◆ 有很好的老师告诉我小说结尾的开放性，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自始至终不敢放弃终点。小说在我的理解里，和电影一样，有明确的终点。我害怕看到一部没有结论的电影。
◆ 大作先是易解的，标题：人生痴人说梦，充满喧哗骚动，无意义。背景：祖上显赫，文有州长武有将军，如今南方没落，只剩破宅一间。人物设计：爹醉醺醺的。妈总觉得自己吃亏受气。老大死要面子，老二奸诈，老三白痴。女儿浪荡。结构：一人说一段，说完拉倒。——《喧哗与骚动》。
◆ 当我意识到，我思维的马再追不回那异兽时，差点泪流满面。整一天，我气急败坏。
◆ 海明威像是市集的纪念品，福克纳是攀爬艰难的孤庙。在那积满灰尘的殿堂里，在每一条走廊的每一根灯柱旁边，任何一幅壁画都无可挑剔，一眼看出就是花了很多工夫制造的。而这所有的、无处不在的艺术品全由他一人制造。如今游客也只有三三两两。很多人可能只在山脚下借它为遥远的背景拍一两张照片。
◆ 萨基说，马拉多纳是他唯一愿意跪在场边为之哭泣的球员。我愿为之哭的是福克纳。这种哭泣不是受到内容的感召，而是受到艺术品本身的刺激。
◆ 以前的文学喜欢将妓女描写为带翅膀的女人，现在，妓女变成鸟类，羽毛只剩几根，肮脏而艳丽，疲乏地展示自己，时而在制服大踏步追来时笨拙地逃亡。一般想逮都能逮到，逮到了让她赤身裸体地拍照，并扛在棍子上扛回局子。妓女是一种猎物，外边和她的关系是狩猎。
◆ 《局外人》：局外人是被动的，无为的，无所谓的，被扯入事件的，超然的。因为对他怎么样都可以，他被演绎为冷漠和阴险。
◆ 日出的过程：黑蒙——青灰——远处弱红，是太阳的羊水——太阳出来，如橙——纯金——金色慢慢熔化，像是烧坏了——如镜面，白色——如探照灯——最后成为一个强悍的发光体，肉眼不可逼视，像恐怖的光明之洞。观之有灰烬感。
◆ 逃生的隧道：犯人收到一张明信片，研究上边的邮票，邮票是一间民居，里边住着一位乡村教师，教师看墙上的画，画中的古代仕女在等待情郎，手上有一本书，书是炼丹人写的，预言未来有一列火车，在火车里坐着一位长者，他热爱着自己一位坐牢的后辈，他就要带着“刀下留人”的指示来救他了。
◆ 充实的时间就像被压缩好的牛肉，纹理清晰，经嚼。
◆ 那眼神犹如两人拥有同一种方言。
◆ 一个比喻：大雨下过后，还有些零零星星的雨滴在外边的石棉瓦上，就像懒散走动的马蹄声。就像马在野外朝寒冷的夜懒散地走过来。
◆ 前数日偶遇程益中老师，他说看过《美国往事》后，有将人物关系、性格、彼此牵扯画成图表的冲动。
◆ 见人写乱伦，写男主人公与其母被迫睡在同一张床上，其母用手指在他背上写字，雷池就这样逾越。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节，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很多情爱小说或者电影都没有找到这把钥匙。

左拉之子

左拉《陪衬人》

最近读《左拉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重印于一九九七年）。我挑读了《陪衬人》、《广告的受害者》和《昂什内娜》三篇，寡淡无味，就像惯坐马桶的人挖掘出旧日的便壶，实在欣赏不起来。
左拉是敏锐的，他在十九世纪便能判断出广告对一个人的奴役，以及连人的尊严都能交易的现实。但这在二十一世纪毫无价值。《陪衬人》说，那个中等姿色的女人，您根本不会去注意她。可是假如她和丑八怪走在一起，那么这一个的丑就可以反衬出另一个的美。我能想到左拉灵感突来时的兴奋，为此他行文快捷、布局草率。我所翻阅的他的作品都有这个缺陷，因此在今天看来，他应是一个蠢笨的作家。
《陪衬人》一共六节，第一节精华全出，讲出丑也可以出售。此语一出，读者已然清楚，作者却又拉扯出五节，讲商人杜朗多如何筹划、实施这门生意，气势遂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在第六节，作者跳出来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陪衬人的隐衷》。”我想，你为什么不就在这里写呢？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人变成甲虫作为奇迹，是一种开始，它将展开肉身哑口无言的呼喊，而在《陪衬人》里，丑可以出售作为奇迹，开篇即结束，它错过塑造一个丑八怪式文学形象的机会。它只是发出一阵奇怪的嚎叫，听哪！在巴黎，杜朗多以每小时五法郎的价格向那些其貌不扬的女人出租丑八怪！
但我是左拉的儿子。我记得他，是因为在一九九〇年春，有人拨开雾障告诉我，人有活在云端的可能。当时我刚从乡下转学至县二中，面对那些已穿上皮鞋、学会将手插在裤兜走路的同学，我像老鼠一样局促。我的父亲是医药公司职工，母亲是童养媳，农业户口。我直到从那所学校毕业，也没洗清自己出身的悲哀。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母亲也来自农村。有天有人骂他：“你妈×，我操你妈×。”这个算老实的人忽然打起对方来，嘴里还吼：“你骂我一千遍一万遍都可以，但不能骂我老娘。”
围观的人都被震撼了。但我觉得他并不爱老娘，他这样说，其 实还是恨吧。
在这悠长而阴暗的中学岁月里，只有一抹亮光，来自语文老师王仿贤。他毕业于师专。我们知道，毕业于师专或师范的人总是穿一套西服，自我矜持，是小城里唯一信奉缪斯的人种。有天，他忽然扔掉课本，拿出《左拉中短篇小说选》来，蘸着口水翻到《陪衬人》，朗诵起来：“在巴黎，一切都可以出售。”
他的牙齿是暴突的，读得那么猴急，以至于口水喷溅出来。他从讲台一直读到后墙，绕过去又读回到讲台，弄得所有人愕然不止。大家都知道他因为丑陋迟迟不能婚配。而他读到精妙处时，实在无法形容了，便点着书说：“你们看啊，你们看。”可以想象，昨夜他刚读完时，神情澎湃，试图去找朋友，未遂，去操场走了几趟，极其空虚地对着星空吼了几声。在今天上午，这个眼睛布满血丝的老师最终克制不掉那倾诉的欲望，让我们生生承受了。作为老师，他当然地对我们拥有权力。而我们以冷漠回报他。
我们都没有当一个人知音的资格，甚至是长长一生都没有。有很多次，当我想拿起电话告诉某个人一些奇怪思想时，我自己憋了回来。我觉得可能是自取其辱。大多数人变成社会的子民，就是王仿贤本人也被这股强大而温柔的泥流吞噬。世界上的多数人百无一用，只留左拉在高空星光熠熠。但是我多少还记得这壮丽的一幕。我一个字也没听下去，我看见的全部是一个语文老师臣服的表情。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也能像左拉一样，让人如此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就好了。我就可以忘记我的母亲，还有四壁漏风的平房。
作为一种德性，我现在瞧不起左拉也是合理的。

B-1
C-11
D-25
E-61
F-85
G-95
H-113
J-125
K-145
L-159
M-175
N-185
P-197
Q-219
R-227
S-231
T-261
W-287
X-311
Y-337
Z-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