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张光直先生
2001年1月4日清晨，当我们中澳联合考古队的队员在巩义街头的一家小店吃早饭时，润权兄从哈佛大学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张光直先生已于波士顿当地时间1月3日凌晨在医院病逝。虽然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非常突然。想到从此天人两隔，再也不能见到先生，不禁悲从中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眼前。
我开始知道先生大概是在1984年。当时我读大学三年级，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刚刚在三联出版。记得有一次在中大任教的乔晓勤老师极力向大家推荐此书，并问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我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实则当时根本读不懂，但我从此记住了先生的名字。
1993年初夏，我在北大勺园第一次见到先生。当时我已经得到哈佛一燕京学社的录取通知书，准备到哈佛进修。因我在哈佛的指导老师，就是张光直先生，所以这次见面除了看望先生，也有拜师的意思。先生瘦小的身材，在宾馆不很明亮的灯光下，与我的想象颇有不同。当时他行走已显不便，也许由于旅途的劳顿，颇显疲惫。但他很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要我加强英语的学习。具体谈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但先生的宽厚、睿智、幽默，通过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风趣的谈吐，深刻地感染了我。以后每当想起先生，最先映到眼前的总是他那双与众不同的大眼睛。
在哈佛进修的一年，几乎天天可以见到先生。他的办公室在Peabody博物馆的五层。我们一见到他的那辆深红色的Volvo轿车停在楼前，就知道先生已经在工作了。他坚持自己开车，即使在风雪弥漫的天气，也从不让人代劳。先生自尊心极强，从来不提及自己的病，也坚持不用拐杖。但有时也拿病开玩笑。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之所以新买这辆Volvo轿车，就是因为车翻了不会把自己压瘪。实际上自1993年初秋他因肠胃闹病做过手术后，身体已大不如前。本来正在肆虐的帕金森病魔，从此愈加严重了。记得有一天宪国兄带我去看望手术后的先生，先生拖着虚弱的病躯，在细雨中领我们看他家树木参天的园子，随后还坚持自己开车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买了三份盒装的炸酱面。那天路面很滑，我们很为先生的安全担心，但先生不一会就开车回来了。我想先生是在证明他自己还有能力不仅为自己，也还能为别人处理学问之外的事情。
随着和先生的接触多起来，我和先生成了忘年交。先生也很看重我们之间的友谊，实际上很多年轻学者可能都有类似的感觉。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者，但他从来没有架子。人类学系同学主持的每周一次的东亚考古讲座，他差不多每次必到。即使讲的内容索然无味，他也往往能够插上一句半句问话，把气氛弄得活泼起来。我有一次讲良渚文化兽面纹的分析，下来先生说你讲的意思我都听懂了，就是一个词没有听懂——你把God读成“戈德”，美国人都把它读成“嘎德”——不过现在也懂了。先生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但我因此知道也许我的半瓶子醋的英语根本就不能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还有一次，我要到泰国开会，正巧在人类学系楼前见到要驱车回家的先生。我向他道别，他把车窗玻璃摇上又摇下，然后面带他特有的微笑严肃地对我说：“可别沾女人！”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时的先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老师，而更像我的长辈和朋友。
先生和我谈的话题很广泛，但大都围绕中国考古学展开。他几次建议我去收集一下新考古学的材料，看看Binford说的话和他实际上做到的到底有多大距离。他对宾福德有很多不太好的看法，称他为教主；Binford也在一些场合说过先生不好的话。其间的是非很难遽定，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同一个时代两个巨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因为作为学者没有什么比被人遗忘更可悲的了。
先生因与考古所合作在商丘发掘，从1994年秋天到1997年冬天，每年至少回大陆一次。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只要能够支撑，他都要坚持到工地去。他相信一定能够在商丘找到商人的老家。许多人认为商丘地处黄泛区，即便商人的老家确实在那里，也很难在短期内落实。但先生认为，如果一挖就能挖出成绩，那还有什么意思。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在学术上仍然是不断地挑战和进取，就像他向自己身体的极限挑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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