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传统 艰苦创业：史维祥口述史》：
第一章 大刀阔斧，综合改革
一、弘扬传统铸华章
（一）交大革命熔炉历练
1928年，我出生在江苏溧阳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毕业于苏州农业专科学校，后回乡发展蚕桑事业，闻名乡里。我是家中长子，从小父亲就告诫我要努力读书。小学、中学阶段正值日本法西斯残忍欺凌中华大地，读书时断时续，1944年我从光华中学毕业。光华中学是由新四军支持创办的，校长周宗姬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我特别关心，常给我讲革命道理，由此我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1948年，我考入交通大学机械系。进校不久，我与张寿同志（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共同负责班级学生工作，积极响应贯彻学生自治会的各项号召，宣传进步思想，学习革命理论，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交大素有沪上“民主堡垒”之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一群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和“反美扶日”运动），在第二战线上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国民政府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是英勇的，地下党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甘愿牺牲、积极引领、英勇战斗的革命实践至今历历在目，依然无怨无悔。1949年年初，我与张寿同志先后被批准为共产党员。回顾在交大的求学生涯，除专业知识学习外，党组织关心我的政治成长，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这对我未来的发展轨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广大地下共产党员亦从白色恐怖中得以解脱，公开了身份，从被通缉的对象变为国家的主人。从此，我们转入如火如荼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1952年7月，在交大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交大力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我被调入机械系机制专业任助教，仅工作一年，组织就安排我登台讲课，作为主讲教师。第一次站上大学的三尺讲台，紧张之情难以言表。一方面，我虚心向教研室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全身心投入备讲教案；另一方面，我经常通过班上学生党员（当时我是系党总支书记）深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认真听取学生的反馈与要求，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经过不懈努力，我总算在讲台上站住了脚跟。在交大的四年教学生涯，使我在业务上得到很大的锻炼与提高，也初步成长为一名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
1956年7月，我被送到苏联列宁工学院机床教研室攻读副博士学位。该工学院是当时苏联较著名的三大工学院之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急需科学技术人才，我们留学人员深知使命艰巨，机会难得，所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投入学习，力争多掌握先进知识，早点毕业报效祖国。苏联学位论文要求甚高，其中不仅要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分析，还涉及大量的试验工作。为准备论文，我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阅读大量国际上的相关学术资料，在实验室奋战，直至深夜。每次回住处，经常身心俱疲，爬三楼都甚感费劲。我的论文是关于流体传动与控制方面的，因在国内当过数年教师，加上勤奋努力，苏联人一般三年都做不完的学位论文，我两年多就完成了。同期，我还担任了该校留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我的论文及社会工作曾获大使馆表扬。1960年毕业回国后，我陆续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撰写出版了一本40多万字的著作，在业界有了较大影响。
（二）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西部是“一五”建设的重心，156项重点工程中有一半集中在此地区，其中，陕西省有24项，是全国重点建设省份。为支援西北工业国防建设和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同时考虑到台海的紧张局势，高教部党组在1955年3月上书国务院，请求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承担建设西北之国家战略重任。这一报告经周恩来总理等中央第一代七位核心领导审阅后，由毛泽东主席签发通知全国。4月初，彭康校长接到高教部电话通知，确定交大迁校。彭校长随即向校务委员会和校党委常委会做了紧急通报，并积极着手西迁基建以及思想动员的准备工作。交通大学扎根上海六十年，历经了旧中国的风风雨雨与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在浓郁革命传统中成长的交大师生，无不为中央的信任而自豪、雀跃，一致认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向”，“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决心响应号召去西北建家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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