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印记：锦州石化口述历史文集》：
期颐老人的石化人生
石油化工领域著名专家、原石油六厂合成车间主任郭雨东
献身石油，虽苦犹荣；痴心无悔，镌写春秋。98岁高龄的郭雨东老人是我国旱期人造石油开发全过程的亲历者。几经周折，我们与现居澳洲的郭老取得联系，有幸聆听郭老讲述那段难忘的锦州合成厂记忆。
辗转三月终抵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原本所在的重庆北碚焦油厂停办，移交重庆动力油料厂。9月，原焦油厂厂长赵宗燠奉命启程去接收锦州合成厂。另一接收委员秦秉常也同时前往。第一批接收人员程兴武、许巍文、杨国柱、彭秀纲、孔庆德、高世英、王同辰、高放照、李道炳等9人，于11月动身。我奉命与焦油厂总工程师李恩业留下办理移交，将重庆北碚焦油厂交给资委会的重庆动力油料厂。1946年3月，我带领第二批人员邓志杰、舒其茂、谢啟元、雷明镗、唐泰渊、张仲伟、张泽义、李毅忱、罗粤汉等9人去锦州。我们搭乘的新元轮，其实是一个上海商人改造的小汽艇外拖一个大木船，坐了200多人，人挤人完全不能动。走到三峡新滩，木船沉了，大家无法前往，只好凑钱买一条木船雇人划去宜昌。当时宜昌人员拥挤，又在闹瘟疫，我们好不容易买到10张汽车票。但出发前，一名同行人员染了病，我和另一位同事留下照顾他。等他病好后，我们坐上一艘运煤船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上海等船，最后到达锦州已是1946年6月初了。
初到锦州合成厂
锦州合成厂是日本三井财团所建，设计规模为年产人造石油3万吨，全部采用德国专利技术，设备也有部分来自德国，最后少量关键仪表是潜艇运来的。主要设备包括96座水煤气炉，是迪地尔公司所生产，可一次做成符合费歇法合成要求的氢与一氧化碳比为2：1的气体。还有脱硫设备，56座合成炉，只完成30座，其中七八座装有钴剂，两三座装有镍剂。还有合成产品冷凝及吸附设备，由定时器自动切换操作。其他还有还原催化剂的设备及制氢、制氮、制氧设备等。日本人在建厂后试车过一次，用一半的炉子生产煤气，再通过合成炉，出了100多吨油，但这次试车失败了，把半数煤气炉也烧坏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苏联军队短期接管了这个厂子，他们想把重要设备拆走，但工人们不合作，白天拆下来．晚上又悄悄装回去。后来冀热辽第16军区东路部队也短暂驻扎，并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锦州前，带着日本的基建厂长和德国修炉技师转移到外地。赵宗燠和秦秉常到的时候，厂子就是这样的状态。厂子最大的两个车间，一个是煤气车间，一个是合成车间。我到锦州时，程兴武分管煤气车间，许巍文分管合成车间，其他人员分散学习。我被分配到合成车间，协助许巍文工作，主要任务是摸清设备情况，了解操作过程。但厂内没有设计文件，也无操作规程，全靠日本人口头介绍。日本人建厂时所有的技术工人、操作人员都是日本派来的，本地的中国工人都是干体力活的，不掌握技术。日本战败后，主要技术人员尚留有20余人。每天我都请一位日本工程师和我在车间边走边看．边问边记。最后也请他们用英文写一些说明。合成车间当时留有五六个日本人，其中原车间主任村松太郎和一位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村濑久次和我接触最多，我向他们学了一些东西。我们在了解学习设备情况的同时也开始修复一些设备。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锦州合成厂内没有催化剂制造车间。因日本人把这里当作殖民地工厂，把关键的催化剂制造放在本土。接收人员中的知识分子和本厂的科技人员草拟了《合成燃料厂复工四分之一计划及经费预算报告》，提出“此厂为我国境内唯一之合成法人造石油厂，颇为重要，如能完成恢复四分之一计划，可供给3000辆汽车燃料之用，每年可节省百万美元外汇”，报告还附上了详细的复工经费预算、各部分工程清单、设备采购成本估算表，并建议作为战争损失赔偿，将日本催化剂制造工场拆迁至锦州，以恢复生产之需。但国民政府经济部认为恢复生产“技术太复杂，投资太多，不如买油划算”，将专家提出的建议束之高阁，接收代表于1946年10月宣布“本厂无经济价值，且已停办”。
1946年末，锦州合成厂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管辖，管理者多出白玉门油矿，对人造油不大了解，也没有兴趣。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派副经理金开英及工程师翁心源（翁文灏之子）等来厂。我们向他们介绍了厂子的情况，他们回去后发下通知，全厂停修保存，只有研究工作继续，并划归东北炼油厂管辖。赵宗燠很失望，即去了沈阳化工厂做厂长，而秦秉常去了东北炼油厂任厂长，只留下许巍文、李道炳等继续做研究，我被分去东北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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