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先导范旭东如是说》：
这是范旭东在1934年征集“永久黄”信条时提及的一条信念。这句话源自于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话体现出了湖湘文化的一种高贵品格和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耕耘，未必有收获；不耕耘，一定没有收获。如科学试验，未必有成果，但是必须要努力去干。
范旭东为征集“永久黄”信条，还列举了科学精神、服务精神、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经世致用精神等内容。到后来，他又总结为四大信条。这些可判断为范旭东对湖湘文化、湘商文化精神之继承与发展。
湘商文化精神可以溯源到传说中远古的舜帝、神农氏等人物，自明清以来大放光彩，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王船山推崇科学技术，重视商业，建构了仁本体经济哲学，并在《黄书》里面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也。”近现代湘商领袖竞相读王船山的书，建构湘商文化的合理合法的依据，创造了湘商文化新传统。因此，近年来王船山被追认为湘商文化始祖，
“道化湘商，船山是始祖；文宣宪义，我辈开新基”。
观照历史，湘商有着开拓发展的创新、冒险精神，追求科学，重视民生，主张经世致用，服务社会之特点；他们心忧天下、坚持道义、爱国爱民，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以承担社会责任。
譬如说朱紫桂反击西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捍卫中国茶商利益。
龙璋、禹之谟、梁焕奎等人支持辛亥革命，禹之谟因参加革命而牺牲了，龙璋为辛亥革命捐款多达30多万银元，梁焕奎热心社会公益和启蒙救亡，发起创办湖南图书馆，并带头捐款。
朱昌琳十分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置义山、修道路、办义学、施棺木等，颇多善举。他曾拿出田租数千石，在长沙县四乡举办保节堂、育婴局、施药局、麻痘局，于省城育婴堂等也都捐有巨款。长沙城东北郊有浏阳河渡口，日黑石渡。朱家特设置三艘渡船，雇专人司渡，以方便往来行人。即使在安徽南陵的朱家田庄，朱昌琳也要每年从田租中拿出三千石稻谷，捐给当地办教育和其他慈善事业。朱昌琳的慷慨捐资、乐善好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范旭东在7岁时父亲去世，次年随母来长沙保节堂生活，应当说受到了朱昌琳的影响。范旭东14岁开始熟读王船山的书，应当是受王船山《黄书》“建黄中”的影响，将其事业团体命名为“永久黄”，立下“永久黄”四大信条，即是王船山的真精神。范旭东将个人酬劳捐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捐款设立奖学金，呈现了其慈善精神。范旭东爱国爱民，心忧天下，主张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捍卫民族利益，反抗西方经济、科技封锁和侵略，创办“永久黄”，追求以工业为基建立现代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将“永久黄”内迁四川。这些都是传统的湘商文化精神之开显。
范旭东祖籍湖南湘阴，8岁后随母在长沙生活，将其定位为湘商领袖是合宜的。然而，范旭东既是一位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圣贤，又是一位精通团体建设的企业家，更是一位了解西方的科学家，将其定位为一位代表中华或东方与西方竞争话语权的世界一流企业家，更为恰当。这样一来，湘商文化也凸显出了更高更远的崇高品格，不只是立足湖南，更是立足中国，立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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