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心聚力：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建设》：
（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联合国民党左派、国民党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争取地方实力派，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开展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统战工作，争取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决定派刘少奇前往中共中央北方局（简称北方局）主持工作，主要任务是将“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1936年3月初，刘少奇抵达天津，开始领导北方局贯彻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为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和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0日，北方局发表《为抗日救国宣言》，阐释中共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主张，向社会各界解释了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没收富农土地等重要政策。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共在国统区利用半公开、公开刊物或国民党左派刊物发表文章，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拥护。华北事变后，平津面临严重危机，爆发了——二九运动、“二一六”示威游行及“三三一”示威游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推动了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但学生运动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陷入了与学校、地方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对立的局面”，妨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4月5日，刘少奇严厉批评北平市委犯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要求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0日，刘少奇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总结和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冒险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强化领导群众的艺术，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积极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5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增兵华北，华北形势严峻。28日，天津爆发了由学生、工人、市民等上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6月，北平学生声援天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大会强调“反日第一”，要求国民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国共合作。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联合国民党左派、国民党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曾致信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等人，赞扬他们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开展抗日反蒋斗争，并向他们说明中共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表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请其联络国民党要员和中共代表商议共同抗日事宜。随后，宋庆龄以个人身份介绍潘汉年和国民党要员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等会见，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架起了桥梁。1935年7-8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旨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树立人民政权”。1936年9月，毛泽东派人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给蒋光鼐和蔡廷锴并附亲笔信，毛泽东高度赞扬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行为，表示愿意“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尽快签订抗日协定。毛泽东、周恩来还联络爱国民主人士。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写信给张伯苓，强调“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请其借助个人声誉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9月18日，毛泽东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和邹韬奋，表示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赞扬他们的抗日爱国行为，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中共为爱国民主人士送去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派出代表加强联系、交换意见。此外，中共还加紧联合民主党派，首先是联合第三党。1935年11月，第三党在香港召开全国第二次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大会承认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合法性，呼吁全国加强团结，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率先响应“八一宣言”。事实上，自1935年下半年，两党就已建立合作关系，共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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