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
不过，“统一”这一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统一的过程。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解决“华北货币不统一”等问题。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并于1947年1月3日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但是，中央同时也表达了谨慎态度。刘少奇明确对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说：“统一货币要认真研究主客观条件，不要过早勉强统一。”
中央这样的表态自然与战争形势有关。此时的解放战争还处在打破国民党重点进攻阶段，解放区的形势还不稳定。因此，华北财经会议作出的决议仍以适应解放区变动、稳定物价为重点：争取财政收支大体上的平衡，以免为着弥补财政亏空而无节制地增发货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布棉等重要物资，以便随时调节发行数量，平稳物价；在解放区扩大或缩小时候，应即灵活调剂发行数量，以免物价波动，在秋收以后和春荒时期，货币流通需要多少不同，也应作适当调剂。
尽管没有要求统一货币，这次会议仍然吸收山东解放区货币斗争经验，作出所有解放区停用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的决定，为货币统一打下了基础。虽然西北、华中解放区的参会人员起初因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相对稳定压力巨大而不同意停用法币，“部分同志认为边币也必须用金银（白洋）和法币来作发行贮备。边区没有金银市场，不能用金银来回笼货币，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保存这样多的金银。用法币来作贮备，不但要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而且使我们的边币依附于法币，在法币贬值时跟着贬值”；但这一决定显示，排挤法币使各解放区货币独占市场以及掌握货币发行数量、通过贸易调剂供求、避免物价剧烈波动已经在各解放区财经工作领导人中形成共识。
中共中央充分肯定这次会议的成果，要求各地“应立即坚决执行”。在中央要求下，排挤法币、建立本币市场的决策在各解放区落实过程中没有遇到很大障碍，但控制货币发行、平稳物价的决策受到很多解放区领导人的反对。山东解放区领导人黎玉以及财政、银行、工商等方面负责人支持华北财经会议的部署；但是，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则认为，“为着保障供给必须大量发行（货币）”，“发展经济应为保障供给服务”。这与华北财经会议精神显然不同。会议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针，甚至被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直接质疑：“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而对于会议对货币统一的导向，中央领导人仍然态度谨慎。这年10月，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明确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
这种情况在1948年发生转变。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性和反对无政府状态。这对于财经工作来说尤为紧迫，特别是在解放区的货币发行还未统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创造了行政上的条件。随即，华北财经办事处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这次会议提出：随着“华北各解放区大体上已连成一片”，“我们已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走向统一的国民经济”，“如撤销内地的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等，都是经济发展中的迫切要求”。会议据此制定了逐步统一华北解放区金融贸易的政策和办法。会议通过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提出，货币的统一要有步骤进行，首先是固定几种货币的比价，自由流通，然后根据各地财政状况，掌握各地区的货币发行，使之逐渐走向统一货币的发行。货币斗争主要任务是努力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压缩蒋币的阵地，并调剂外汇，掌握比价。中共中央于8月6日将此报告批转各地，要求“华北、华东、西北各地党、财办及一切财经机关即遵照该报告所提之金融贸易工作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努力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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