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马克思在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时，首先是在简单劳动的层次上，尔后又提出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并指出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自乘和倍加，其具体换算则只能是在社会生产过程的背后进行。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技术的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是很难具体估量的。那么到了当代，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水平比马克思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高得多，经营管理工作也要复杂得多，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在劳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作用和比重也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大变化。当然还有服务业的突出发展，第三产业的突出发展。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对劳动和价值问题来说，就更加需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分析。
例证之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个人财富积累也会越来越多，今天仅居民储蓄一项已近8万亿元！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有三种战略选择：一是走回头路，提倡勒紧裤带，这叫此路不通；二是吃光用光，这也不利于国计民生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三是引导居民个人财富越来越多地并且以多种形式转化为社会投资，从而把居民个人财富这个广大财力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使之成为我们国家扩大再生产的新动力——这才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鼓励储蓄的同时，又鼓励直接投资，开放资本市场，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证券、股票“要坚决地试”。也正因为这样，“七一”讲话明确指出，今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例证之五，关于居民个人财富转化为投资的问题，同样需要按照历史的、具体的和着眼于发展变动过程的方法，认真进行具体的分析。看来有这样几个层次的因素需要考虑到：第一个层次，无论股票投资还是直接办企业，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管理之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的允许和鼓励之下进行的。第二个层次，在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股票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因而还有一个风险收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直接办企业的回报，一部分是直接投入资金的回报，一部分是投资行为的风险收入，还有一部分是从事经营管理这种劳动的回报，科技型企业还包括知识和科技投入的回报；这几部分之外，才有一个占有他人劳动怎样分析和怎样计量的问题。第四个层次，又必须估计到，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人民政府还要通过税收包括遗产继承税，社会还可以通过公益事业，来进行再分配（二次、三次分配），使投资获得的回报的相当部分上缴国库或回归社会。第五个层次，在上述一切情况之后，非公有制经济的税后利润，还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法规要求，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企业公积金、公益金。而这种扩大再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归根到底又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GDP增长的组成部分。
例证之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动必须充分估计到，这就是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方针指引下，我国经济中劳动者之间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形式将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按照党的十五大的明确规定，属于集体经济性质。此外，随着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发展，种种混合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状况及与此相联系的分配状况也越来越复杂，而且也都在继续变动之中，流动之中，没有也不可能固定化。一句话，不要把事情看死了。
我在这里还必须提请同志们注意，上述这一切发展和变动，实质上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向着“现代社会化生产”前进的重大步骤。而“现代社会化生产”是一个极重要概念，是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提出的。他这样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这种“现代社会化生产”，就包括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种种现代化生产和流通方式，就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种种混合经济。我认为，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这样的“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不论哪种形式，归根到底都只能有利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GDP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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