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生论》：
文化领导：从文化压迫到文化争夺
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在于，专制和独裁并不是永远都会奏效。对专制的揭露、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使统治者们很快意识到文化专制不是长久之计。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专制主义基础受到强烈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纷纷确立，欧洲启蒙运动掀起了批判专制主义、宗教愚昧的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与专制制度严重衰败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进步力量的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冲破旧制度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种种束缚。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它逐渐从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强调市民社会中具体的个人是权力主体和道德意识主体。换言之，政治社会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市民社会代表的是私人利益。在私人领域中，市民不允许统治者肆意妄为，他们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过来，要求恢复自身不可剥夺的文化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①（cultural hegemony，也译为“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认识这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提供了新的思路。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一般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的。前者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机构，如议会、法庭、警察和选举机构等，后者则是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如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等。其中，市民社会是整个国家及政治社会的基础，受到政治社会的保护，同时也是实施领导权的领域。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是在市民社会同意的基础上，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制定与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对市民社会进行“精神和道德的领导”，构筑起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领导权。如果市民社会要传播一种反统治的思想，就必须揭露与突破传统阶级的思想框架。在实施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要贯彻领导意图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同时也要把群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上来。因此，重视自己阶级内部培养新的完整的知识分子来行使文化领导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葛兰西在总结意大利和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得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可以抵挡直接的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等）灾难性的“入侵”。因此，经济危机固然可以为工人革命提供有利时机，然而若没有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在文化上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凝聚力，经济危机就不会自动推动社会变革。工人阶级要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必须首先通过“阵地战”（区别于“运动战”）的策略获得文化、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市民社会中发动一场“精神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阵地。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虽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实践检验，但是这一思想使人们意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控制市民社会，使其心甘情愿地遵循由统治者钦定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认同统治者的审美趣味、行为规则和思维习惯。①文化领导权主要是通过使别的集团赞同、认可而不仅是用强制来获得，它不是一种绝对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应看到它是在文化这个意义斗争的场所中，各个利益集团由于差异和矛盾而形成的既有冲突又有平衡，既有反抗又有妥协的复杂关系。列宁有一个非常精辟和形象的阐述：“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②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并不试图取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是使自己占据领导地位，并提供容纳对抗阶级文化和价值的空间。
事实证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继续繁荣，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尽管大众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在市民社会崛起，大众文化开始取代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社会盛行。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大众文化商品同样实行了有效的文化统治，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表面上看，消费者在大众文化商品中有挑选的权利，但事实上处于极度被动的地位。尤其是大众传媒在政治上被广泛用作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让人们感叹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赫赫有名的“文化工业”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曾经目睹希特勒如何超绝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创造法西斯景观；而流亡美国的时候，又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如何精彩地运用大众媒介作为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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