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纬 第十辑》：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础与前提。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走向农村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忽视农民问题。瞿秋白则是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重要地位的领袖之一。
早在1922年，瞿秋白在第一次旅俄期间，就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1923年6月，他在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得成功”，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唤醒农民，与之联合”。在这里，瞿秋白已经初步地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了。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的认识有了较大发展，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论述也更加深刻。他指出：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的基础，发动农民运动不用说耕田农有运动，便是减租减税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他呼吁全党要“努力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与农民携手”，“巩固地结成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革命的主力军”。①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彭湃和毛泽东先后组织并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瞿秋白积极支持和关注农讲所的进展，当看到毛泽东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所作的序言后，立即让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依照该文意见增添宣传内容。1926年8月，瞿秋白出席广东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讲课内容后来发表在《我们的生活》第四号上，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的状况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工人、农民、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时大商人也来参加），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这样的革命，这一个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①
基于以上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瞿秋白与毛泽东一样热情歌颂农民运动。他不仅为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还为毛泽东编辑出版的农民运动丛书写了序言，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1927年3月，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诋毁，毛泽东经过32天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振聋发聩的革命檄文。而当该文送至中央，把持中央大权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怕报告“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下令不准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全文刊载。最后，只在《民国日报》上刊载了一部分了事。时任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愤慨地说：“独秀、述之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随后，他让人把报告的全文送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的书名帮助出版了单行本，并为之作序，热情赞扬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观点，号召中国的每一个革命者“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1922年，瞿秋白就开始产生“耕地农有”的思想，主张农民有自己耕种的田地的所有权。五卅运动以后，瞿秋白进一步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特别提出了“农民要田地”的要求。1926年，他在广州所作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些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一是切实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二是“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是农民参加政权，“乡村政权归农民”；四是“严厉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①
1927年5月初，他又明确指出“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②瞿秋白对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认识是较为深刻的。他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高度，指出：“要维持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必是要农民享用土地的权利，保证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这是“筑成平民政权巩固的基础，然后国民革命才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这表明瞿秋白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中国革命的症结所在，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以农村为主的中国革命道路思想，也已经处于孕育阶段了。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把对待土地问题的态度作为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和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指出：“现在有一个革命的试金石，摆在一切革命党人面前，这试金石便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现时测验革命或革命党人是否真革命的，只要看他们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这是一点也不能作伪的。”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高度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不仅在实际工作中支持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对农民和土地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述，加快了幼年的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客观上推动了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把革命中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逐渐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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