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口前景展望及不同预测结果的比较
本章基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2019年人口统计数据 ，对未来中国人口变动前景进行展望。基础数据是开展人口预测的必备要素，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预测结果，故有必要对已有的基于不同来源的基础统计数据进行的人口预测进行比较。这正是本章第一节的内容。生育和死亡是影响人口变动的两大因素，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对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迁及人口预期寿命和年龄别死亡率变动进行回溯与展望。第四节是本章的重点所在，该节内容采用队列要素法，考虑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水平等因素变动，对2020～2100年中国人口变动前景进行展望，并将预测结果与联合国人口司的世界人口展望结果进行比较。
第一节 对不同来源人口统计数据的比较和分析
一、预测人口基础统计数据的不同来源
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及近些年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完善，中国未来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引起学界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同学者除采用的预测方法与假设参数不同外，使用的基础人口统计数据也不同，这主要归结于不同学者对不同来源的人口数据的质量判断不同。据笔者梳理，已有研究使用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人口普查数据与其他相关数据相结合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中可能存在不足等若干问题的考虑，诸多学者依据其他来源相关数据对其进行调整或修订。例如，杜鹏等（2005）基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资料数据，并根据小学生分年龄性别的在校人数的统计数据对“五普”中0～9岁人口进行调整，预测了2000～2100年全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陈卫（2006）也基于2000年“五普”数据，结合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总人口数，预测分析了2005～2050年全国人口发展趋势。王金营和戈艳霞（2016）则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并结合2011～2015年实际出生人口等数据，采用分城乡人口发展模型预测分析了2016～2100年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罗雅楠等（2016）也以“六普”数据为基期数据，并根据王金营和戈艳霞（2013）对“六普”数据漏报重报水平的估计对基期数据进行回填，采用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预测了“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后2010～2030年中国人口和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孟向京和姜凯迪（2018）利用“五普”与“六普”数据，并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研究结果对普查数据进行修正，采用要素推算法预测2010～2030年全国人口变化趋势。可见，上述学者均结合其他来源数据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并采用相应方法进行预测分析。
（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其他相关数据相结合
考虑到预测开始年份与基础数据采集年份间隔过长可能会带来较大偏差，部分学者选取当时大样本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预测。例如，翟振武等（2017）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以下简称“小普查”）数据，并借助“六普”数据、2015年户籍登记数据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出生人口数等其他来源的人口数据对2015年“小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和修正，采用队列要素法预测分析2016～2100年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综合采用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为了使用*新的大样本人口调查数据，有学者将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小普查”数据结合起来进行预测。例如，王广州和王军（2019）主要基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数据、“五普”、“六普”、2015年“小普查”等基础数据，采用经典的队列要素法和孩次递进法，对中国人口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综上可见，不同学者使用的数据来源不尽相同，但主要依托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并依据户籍登记、出生人口等相关数据对基础数据进行了调整或修订。人口预测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校准、完善的过程，无论采用哪类数据，*终均是为了使预测的中国人口结果更科学、更可靠。
二、对不同来源预测结果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已有较多人口预测研究文献，限于篇幅，此处仅选取部分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为确保选取的部分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选取依据以下原则：一是研究文献的作者和发表研究文献的期刊在人口学界有较大影响力；二是研究文献发表年份在2005年及以后，且预测以中长期为主；三是研究采用的人口基础数据有多个来源。据此笔者重点选取四篇文献（表1-1），对其预测的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表1-2）。
表1-1 基于不同数据来源的总人口预测结果（中方案）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1-2 基于不同数据来源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的比较
注：少儿人口比重指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王广州和王军（2019）未提供少儿人口比重与老年人口比重的预测数据
比较选取的研究文献的预测结果可以发现：①研究无论基于何类人口基础统计数据，预测总人口峰值都将在2030年左右到来，且峰值均超过14亿人；②到21世纪中叶，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均呈持续缩减趋势，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则呈上升趋势；③不同研究的预测结果间存在一定差异，且差异随时间逐渐扩大。
不同研究预测结果的差异是因其基础数据处理、各类假设参数设定与预测模型选取等不同所致。尽管一定范围内准确程度降低并不会影响中国未来人口长期走势，但是基于较多的因素变动及参数设定是否合理等的考虑，进行及时、准确、定期的人口变动趋势预测仍旧十分必要（石人炳和陈宁，2018；陈卫，2006），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第二节 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研究
在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态势下，对人口变动态势的科学预判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完善都离不开对生育水平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整体生育水平是由个体的生育行为集合而成的。因此，为了把握整体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我们就必须了解人们生育行为的特征及变化。个体的生育行为主要由其生育意愿决定，生育意愿可以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正因为如此，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开展了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和研究，本节试图通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了解来估计可能发生的生育行为，进而预测整体人口生育水平走势。因此，本节内容将基于已有的研究探讨中国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关系，并对未来我国生育水平趋势进行展望。
一、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
国内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的生育意愿正经历着变迁。风笑天和张青松（2002）通过回顾分析1979～1999年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调查研究资料和论文，发现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有较大差别，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都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2个为主，农村居民以2～3个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以3个及以上为主；20世纪90年代，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个为主，农村居民多以2个为主。姚从容等（2010）则通过分析2000～2008年研究资料，发现中国城乡居民意愿子女数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如2006年8月，“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显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侯佳伟等（2014）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法对1980～2011年中国国内开展过的227项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进行了回顾分析，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20世纪80年代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3人，20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2000～2011年进一步降至1.67人，主要表现为“儿女双全”的二孩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1.8人。
随着生育政策的陆续调整放宽，影响生育的政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为了把握近年生育水平变动态势，了解群众生育意愿，2017年7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了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这是*新的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该调查对象是2017年7月1日零时现住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5～60岁中国籍女性人口，样本量近25万人。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受访的15～49岁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其中11.4%的育龄妇女认为1个孩子*理想，80%认为2个*理想，7.9%认为3个及以上*理想，0.7%认为没有孩子*好；年龄越大，理想子女数越多，15～19岁的育龄妇女平均为1.86个，45～49岁*高，为2.07个。从打算生育的子女数来看，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其中31.9%的育龄妇女打算生育1个孩子，56.6%打算生育2个，9.3%打算生育3个及以上，2.2%不打算要孩子（贺丹等，2018）。
二、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关系研究
（一）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关系的几种观点
生育意愿是预判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但生育意愿并不能完全决定生育行为，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归纳来看，两者关系主要有四种论断：意愿大于实际生育水平、意愿等于实际生育水平、意愿小于实际生育水平、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无关，即“大于论”、“等同论”、“小于论”和“无关论”（顾宝昌，2011）。持“无关论”者认为，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中国限制生育数量政策的情况下，受访者报告的生育意愿往往是在政策影响下的意愿，不是其真实的意愿。持“等同论”者往往会直接采用调查中报告的生育意愿作为未来的生育水平进行预测，这种预测参数的选择往往在事后会得到不准确的结果。
已有研究表明，生育意愿确实是决定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并非决定性因素。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不一致或相互背离。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进入人口转变的初期时，往往出现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高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而在一个到达人口转变末期的低生育率社会中，往往出现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Bongaarts，2002；顾宝昌，2006；杨菊华，2008；顾宝昌，2011；杨菊华，2011）。日本（顾宝昌，2006；周云，2011）、韩国、泰国 、欧洲各国、美国（Hagewen and Morgan，2005；杨菊华，2008）都发现了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相互背离的现象，并且日本、韩国和泰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的变化历程很好地印证了上述规律。
（二）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关系的几种国别模式
1. 日本和韩国
日本和韩国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不尽相同。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水平从4.5左右跌至更替水平，日本仅用了10年，比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都快。但日本的TFR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在更替水平上下徘徊了近20年（原新和林正祥，2008），之后才完成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TFR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傅苏和王晓璐，2007），并持续下滑。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家庭计划，进行了积极的人口控制，生育率持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傅苏和王晓璐，2007），且韩国的TFR在降至更替水平以后，也没有在更替水平停留而是继续降低（Suzuki，2003）。目前韩国处于1左右的极低生育率水平，日本则处于1.4左右的很低生育率水平。
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和家庭观念等的作用，日本和韩国两个低生育率国家的人们对孩子的需求意愿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并没有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Suzuki，2003），2个孩子仍是普遍的理想子女数。韩国和日本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从未低于2（Suzuki，2003），近年来这两国的调查也表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非常稳定地保持在2个孩子左右的水平，但实际的生育水平却不断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