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首次突破10%，并在2010年达到13.3%，规模近1.8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中国的31个省区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中，已有26个地区的老年人（60+）比例超过10%。从长远看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并预计在2055～2060年达到峰值（逾4亿），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总的趋势是到2100年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图1-1）。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现象将在整个21世纪持续存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有望得到新的突破，人类寿命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将会不断增大，且恢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极小，因此至少现在还难以想象中国社会能否再次年轻。
图1-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1950～2100年）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整理及计算
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本质上讲，老龄化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下，人们仍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及社会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而使得老龄化在今天仍然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挑战，并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老龄化不仅会对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力市场、储蓄、税收、投资消费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而且从长远来看，老龄化使中国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社会层面，老龄化将影响代际关系、城乡与区域结构、家庭模式、住房与迁徙等，并对卫生与医疗保健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在文化与政治上，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力量格局，甚至会对国家职能、政党制度、政治环境的稳定等重要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尤其在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未备先老”“未富先老”等基本国情以及“敬老尊老”的传统道德行为准则等因素，还不同程度地放大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不难看出，尽管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但它并不外在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也不是一种与全球化、城市化、家庭核心化、贫富两极分化等无关的问题，它正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及趋势联系在一起，并在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应对老龄社会已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需要协调均衡各种不同系统的作用，并重构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运行。
然而在现实中，仍有不少研究者把老龄化当作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并将其视为沉重的负担；不少研究也都是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用20世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地解决问题。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围绕当前国家战略需求、基于我国快速老龄化的现实，开展应对老龄社会的整合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深入探索全面应对老龄化的若干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老龄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和整体性治理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支撑，已迫在眉睫。这对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和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兼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1.1 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近年来，有关老龄化的研究在国际顶尖期刊（如Nature、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等）上的发表数量有显著增长。Nature杂志曾于2010年3月推出老龄化专栏，提出“老龄生物人口学”（Biodemography of Aging）和“老化的遗传”（The Genetics of Aging）等重要议题；Science杂志于2011年6月组织人口专刊探讨全球人口问题，并特别将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重点；美国国家老年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NIA）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自1990年起资助“高龄老人死亡率的人口模型和分析”（Oldest Old Mortality: Demographic Models and Analysis）的重大研究项目；欧盟近年来分别启动了包含12个国家的“欧洲老龄研究领域网络”（European Research Area in Ageing，ERA-NET）项目和包含11个国家的“基因与健康老龄”（Genetics of Healthy Aging，GEHA）跨学科研究项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还成立了专门的老龄化全球议程委员会（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Ageing Society），并就此推出大型研究报告。这些基于发达国家经验而开展的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为我们深入理解老龄社会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中西老龄化研究目前存有相当大的差异。
以应对老龄社会的政策研究为例，发达国家的研究者极为关注西方社会日益沉重的养老压力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发展困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2；Lee and Mason，2011；Pifer and Bronte，1986；Schulz，2001），而由于福利刚性和制度结构，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制度安排中市场与国家的二分。实践表明，市场追求效率，那种经济发展自动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福利国家虽由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却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殆尽，并招致财政危机与代际冲突，“找回家庭”反而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有着鲜明的国家特征，虽然这些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为后进者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但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国情的不同使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其制度模式，何况西方国家自己也正因此陷入债务泥潭而至今不拔。如何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应对老龄社会的诸多挑战，中国目前尚无成功的他国经验可以借鉴。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在经济欠发达、就业未充分和社会保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这要求中国应寻求一种更加多元的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体系。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学界开展了多项大型的老龄化研究，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2014）等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开展了一些不同主题的大型跟踪调查，如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和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等。目前，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医学等不同学科出发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①从人口发展规律的角度，预测不同生育水平、死亡水平下的老龄化程度，为正确判断老龄化发展趋势、制定老龄社会的发展对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志刚等，2014； UNPD，2013；Chunn et al.，2010；杜鹏等，2005）。②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老年救助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及发展模式等（白重恩等，2012；Tyers and Golley，2010；Jackson and Howe，2008；Jackson et al.，2009；Mason and Lee，2004；蔡昉和孟昕，2004；United Nations，1956）。③养老模式，主要涉及政府、社区、家庭在建立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及地位问题，提出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机构养老为补充，社区服务为依托”的新型养老模式（胡湛和彭希哲，2012；李建新，2007；姚远，2003；张友琴，2002）。④老年健康，主要是从健康影响因素、健康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并进行了多次的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如北京大学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等，为深入研究老龄健康问题奠定了翔实的数据基础（曾毅等，2014；覃健等，2011；曾毅，2010）。⑤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类相关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等，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社会总抚养比的长期上升、推动科技进步的能力相对下降等，由此也引发出诸如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老年产业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系列应对型研究（张川川和赵耀辉，2014；Tyers and Golley，2010；田雪原等，2006；Cox and Jakubson，1995）。
这些已有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如下四个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其一，研究视角较多囿于单一学科，亟须跨学科交叉研究。其二，对老龄化的描述性研究过多，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老龄化视为“问题”或“挑战”的倾向，而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这一重要前提的认识略显不足，同时对于老龄社会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基础性科学问题关注较少。其三，单项或局部的政策研究较多，而鲜见对整个老龄社会基本规律的系统研究和对相关政策体系的整合性研究。其四，当前老年人群体特殊性的微观资料较少，其行为与认知新特征的研究资料匮乏，尤其是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视角，致使具体政策制定的微观决策基础相对薄弱。
事实上，人口年龄结构是社会结构中*基本的结构形式，当其发生重大改变时，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制度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而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并不完全来自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更多地源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使得对社会及社会制度的整体调节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手段。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单单针对人口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的研究取向相当普遍，而与老龄化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则经常被忽视，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难以反映老龄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足以全面应对老龄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目前随着老龄化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研究者在研究路径和研究框架上正趋于达成共识。
1.全面应对老龄社会应重视多学科整合
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人口问题，因而不仅要从人口角度入手进行调控，更要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对老龄化进程的制约，以进行整体性应对。现有研究大多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生物学和医学角度进行探索，尽管形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对老龄社会的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仍缺乏整体性把握、对全面应对老龄社会的治理方案仍缺乏全局设计。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尝试从跨学科、多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老龄社会面临的若干问题，但系统、深入、整合性强的规模研究仍鲜见于报道，这一缺陷必将在未来得以补充（郭重庆，2013；WHO，2002，2012a；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2）。
2.全面应对老龄社会应重视政策整合
由于人口生育政策的实施在规范中国人口生育行为乃至推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许多研究者也自然而然地将应对老龄化的希望寄托于人口政策的改革与完善。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已在中国实施30多年，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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