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东地区大学竞技体育组织的起源与演变
竞技体育作为舶来品，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伊始由欧美诸国引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及传教士创建的教会学校中，出现了竞技体育的初始形态。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身体文化，倡导身心一致①，拒斥激烈的、对抗性身体活动，体育活动缺失原生性的文化土壤，加之通商口岸和教会学校的相对封闭，至19世纪90年代，从地理特征上看，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多出现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地带，并没有延伸至其他地区。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清政府被动求变，洋务派倡导学习泰西之国，以此兴建了语言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试图从器物层面上吸收西艺，西学为用。这些学堂聘请西人担当教习，在教授西艺科目之余，亦会组织一些游戏性的课外活动，辅以锻炼身体，不过没有形成体育课程或是竞技比赛等行为。同一时期，西方教会在中国开设的中等教会学校渐次整合，升格为教会大学。这些被称为书院（college）的教会学校中，体育运动是学生闲暇之余锻炼身体、消磨时光、相互交流的一种课余活动方式。这些书院多把体育运动作为学生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引导学生进行身体锻炼和竞技比赛。19世纪90年代后，教会大学和官办大学在中国出现，大学成为体育运动引入中国并发展的主要载体。由于教会大学多由教会中学校合并升格而来，承袭教会学校的场地、器材设施和体育组织，加之学生很早就接受了体育运动观念，教会大学率先开展了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官办大学自创办伊始便从西方引入了各类型的体育活动，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大学机构中出现了田径、棒球、足球、网球等队伍，成立了校内体育组织。
自1904年华东四大学体育联合会成立至1936年江南大学体育协会解散，华东地区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组织断断续续30多年。组织机构从四大学到六大学、八大学，之后分裂为华东四大学体育会与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华东地区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组织属于大学间自发性活动，通过校际竞技体育组织，为学生比赛和校园生活构建了交流平台。可以说，华东地区大学校际竞技比赛及制度的建立是以校际竞技体育组织为基础的，而竞技体育组织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竞技比赛能否开展。通观不同时期的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虽有分离和削弱，但继承较为稳定，这种自发性的竞技体育组织治下的校际竞赛，对各校体育文化的形成影响至深。华东地区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组织在体育赛事组织、制度建设、文化培育、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第一节 大学竞技体育的出现
一、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
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运动中所设立的一些军事学堂、技术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形态。促成这一新式教育的动机为英法联军之役，国运衰败，民族图强，“一为应付新生活的要求，一为抵御强敌的企图，致使支持千余年来的神圣教育发生动摇，以至于将近崩溃，而新式教育于是应运而诞生”②。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殖民者创办的一些教会中学升格合并为书院，这被视为教会大学的前身，*早出现的是山东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1882年，纽约北美长老会总部批准山东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建制，定名“文会馆”，并增派传教士帮助办学。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发起了“学生志愿外国教会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SVM）。1888年，第一个非官方的SVM机构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随即SVM在美国宗教界站稳脚跟，往海外派遣志愿者，服务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教差机构，尤其是在中国地区。SVM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即把“中国作为传教地区”（China as a mission field）③。从时间上看，SVM运动的兴起与中国教会大学升格时期相重合。SVM吸引了不少学生运动员（college athletes）④和其他的优秀毕业生加入到志愿者中来，他们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怀有抱负、专业多样，为教会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师资和管理力量。求学期间，他们中的学生运动员深受竞技体育文化的熏陶，服务于中国教会大学时，自然把竞技体育理念导入进来，为20世纪初期华东地区大学竞技体育组织的形成注入了人文力量。
腐朽不堪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败北，宣告与日本明治维新同为救国之举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器物层面的改革扭转不了清政府滑向灭亡的颓势。《马关条约》后，西方列强开始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危如累卵，即刻将倾，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在制度层面与思想层面掀起激烈之变革。1895年，盛宣怀奏设北洋大学堂于天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自创建之日起，即仿照西方近代大学的制度模式，开设课程，培养人才。翌年，盛宣怀又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华山路，开启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进程。官办大学创建多是清廷内部行为，“而1900年以后各省书院改学堂的举措则属于群体行为，具有普遍意义”⑤。假借教育之道，促以开民智、兴民力成为清末民初救国救民的一大现象。官办大学的创建表明洋务派和改良派对教育认识的转向，虽然大学机构的课程设置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忠君、尊孔等封建落后理念，但是，无疑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立了阵地。由于在办学制度、师资、课程、管理诸多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为此，聘用先前在教会大学从事管理、教学工作的西方人士加入到学校创建的过程中来，是当时官办大学普遍的做法。例如，南洋公学延请福开森作为学校监院，在此之前，福开森任南京汇文书院（后来的金陵大学）校长，有着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⑥
大学机构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全确立。1902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依照新政之要求，重新筹办京师大学堂，使中国的大学教育从此渐入正轨。⑦1903年“癸卯学制”颁行，次年公示。新学制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大阶段，其中高等阶段分为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三级。⑧“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学制，为现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过，官办大学在起源阶段大都不具备现代高等教育的特征。例如，南洋公学在创办时设置了“四院制”（师范院、上院、中院、下院）体系，至1903年才出现高等预科。再以清华大学为例，1911年建校时名为“清华学堂”，仅仅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直到1925年才转升为大学。诸多大学的校史源头并非以具备大学资质为论，而是以出现的时间为据。
19世纪末期，在一些通商口岸及殖民地的教会学校纷纷升格为教会大学。华东地区教会学校数量集中，率先向高等教育进发。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始设置大学课程⑨，随后，上海中西书院、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华东地区陡然成为教会高等教育的重镇。从时间上看，教会大学的出现早于官办大学，多数教会大学是由中等教会学校合并而来。例如，圣约翰书院直到1894年才招收到6名学生学习大学课程，像北京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1890年），虽称之为大学，但它并没有开设大学课程，实际上仅有中等学堂的水平，只能算是教会学校的宏伟目标而已。另外，由于在发展线索上，绝大多数教会大学是由教会中小学升格、演变而成，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教会学校的校名、校址都发生了变化，甚至学校主办者也前后不一。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很难具体确定每一所教会大学成立的确切时间，也很难搞清楚哪一所大学是中国*早的教会高等教育机构。⑩无论是官办大学，还是教会大学，在创办时期并不具备高等教育机构的资质，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学的出现点燃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星星之火，其中就孕育了竞技体育的火种。
二、大学竞技体育的萌发
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教会学校中就出现了体育活动，当时偏重游戏式的身体活动，缺乏竞技性。1890年5月，圣约翰书院首次举行运动会，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学校运动会11，运动会延续成为学校定例，被该地区其他大学效仿。1899年6月，北洋大学堂举办了首次学生运动会（athletic meeting）。12官办大学创办不久，便把竞技比赛引入校园中来。不过，很多竞赛并不是西方竞技比赛形式，多是夹杂了中国民间传统身体活动而形成的一些比赛项目，如勺子托鸡蛋跑、跳麻袋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运动会，北洋大学堂邀请了天津海军学堂加入竞赛，进而变成了校际运动会。1900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规定：体操学第十13，将体育课纳入大学课程体系中来。不过，官办学堂在几无体育文化基础上尝试体育运动这一新鲜事物，阻力自然可想而知。至1905年，京师大学堂方才举办了第一次全校田径运动会，夹杂了顶囊竞走、提灯竞走等民间传统体育形式。14从官办大学早期运动会比赛内容来看，几乎都是田径运动，“试验式”的娱乐活动大过竞技比赛。
由于多数教会大学是从教会学校升格而来，校址、校舍、师资、经费等办学条件都是依托先前教会学校，如此则不难理解，教会大学尚未出现之时，体育运动已经存在校园之中。官办大学创建之后，大都把西式体育活动导入校园中来，纷纷举办运动会。官办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线，推崇体育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力更为深远。
第二节 华东地区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组织起源
一、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组织的起源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华东地区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以沪宁杭苏为点的城市地区，而非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华东地区。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西方列强跑马圈地，英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渐次形成，并不断外扩。上海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典型代表，是近代化起步*早、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20世纪初期，上海被公认为远东地区第一大城市，这里既有西方列强的租界，也有守旧传统的老城区。文化多元造就了上海的包容与开放，“摩登”的东西目不暇接。其中，体育运动是租界西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休闲娱乐的一大载体，如赛马、赛船、赛球、赛跑，体育运动俱乐部在上海西人报纸中常常出现。
近代体育活动出现在中国，天然地会选择在租界地区。就上海而言，1848年，租界殖民者建造了第一个跑马场。1851年，在“老公园”举行了第一次赛马比赛。翌年，黄浦江上出现外商船员组织的划船比赛。1890年，圣约翰书院举行以田径为主的运动竞赛会。1902年，由租界西人组成的上海足球联合会（Shanghai Football Association，简称西联会）创立。同年，第一届西联会主办的史考托杯足球赛顺利举行。15可见，体育活动是伴随上海的开埠史而不断发展壮大，从场地设施到体育组织等在诸多方面，上海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开创之地。
作为西方舶来之物，体育运动在从租界西人向中国人传播过程中，教会学校是一重要平台，不过，教会中等学校的体育活动多为游戏性的课外身体活动，直至教会大学出现后，体育运动才逐渐形成组织化发展。从体育活动在近代中国的演进来看，教会大学的先导和示范作用，实属功不可没。16加之，华东地区大学机构的多样，铁路修建后，联通了苏杭地区，便于各城市间交流。诸多因素为华东地区大学校际竞赛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华东地区大学校内竞技体育组织的出现
较之官办大学，教会大学在学生中开展体育运动更为便利。首先，教会大学承袭美式高等教育理念，倡导自然主义的体育观，多把竞技体育作为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圣约翰大学的顾斐德（F. C. Cooper）于1899年谈及圣约翰的体育经验时，提出健康的身体是体力、脑力、道德、精神发展的基础所在。17这一观念影响了其他教会大学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其次，在资金、场地器材、管理及组织等方面，教会大学为学生竞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例如，建造操场、购买器材等，以供学生体育运动之需。*后，教会大学的教师大多有欧美高等教育背景，对竞技体育认知深刻，热衷组织学生进行竞技比赛。例如，司马德（R. D. Smart）被认为是东吴大学体育的奠基人，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求学期间曾参加过大学校际竞技比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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