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考释
第一节汉魏石经书人身份
《熹平石经》乃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所刻石经，用隶书刻写，称“一体石经”。《正始石经》乃魏正始年间（240—249年）诏刻石经，刻古文、篆、隶三体，称“三体石经”。
一、《熹平石经》书人问题
《熹平石经》多被径称蔡邕所书，视为士大夫书石之典型。蔡氏初平元年（190年）官至左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而立石经时为议郎，秩六百石。然而石经工程浩繁，七经共约20万字，书丹实非一人所能为。石经前后共历8年，蔡邕光和元年（178年）后未参与石经刊刻，各经书风和碑式不尽一致，皆其证也。
儒生参与了石经书丹，此点一向被忽视。《后汉书 卢植传》载：“熹平四年 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 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由此可明二事：第一，卢植等士大夫之职是刊正碑文；第二，卢植未参与书写，书丹是由“能书生”完成的，卢植“无力供缮写上”，故欲率能书生“共诣东观，就官财粮”，生应指东观善书儒生。历朝皇皇大制，若唐修《开成石经》、宋刻皇家碑志、元修《经世大典》、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莫不聚天下能书者，汉魏石经之刻写亦当准此。
又，宦官李巡亦参与石经书丹。据张国淦《历代石经考》载，北海图书馆新得残石《石阳二》有：“巡欲凿石正书经字，立于大学。”巡，当是李巡。《后汉书》卷108载，汝阳李巡“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李巡是宦者，以善书名，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载秦汉吴能书59人中就有李巡，居师宜官、张超之后，张昶、梁鹄之前，正为汉末人。《义门读书记》卷24云：“熹平石经之立，发于李巡，可以息。”石经残文昭示，李巡是石经书丹者之一。
二、《正始石经》书人问题
关于《正始石经》的书人，古今论及者甚多，但分歧也较多，有蔡邕说、卫觊说、嵇康说、邯郸淳说、淳先书后刻说、淳门说、韦诞参与说、张揖参与说、钟会参与说等。蔡邕说误甚，乃混淆三体和一体所致。卫觊卒于太和三年（229年），据正始纪元尚有十余年，故远书经之时。《晋书 赵至传》称“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其时不早于魏甘露二年（257年），距石经之立已十余年，则嵇康之“写石经”正为摹写之意，无关书石。《隶续》卷5载：“《汉书》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余年。”此可否邯郸淳之说。立石经时，韦诞年逾花甲，当非朝官，书经可能性亦不大。其他诸说亦属臆测，皆无实据，此不一一辨之。
石经之刻立，工程浩大，《正始石经》当为多人合作所书，其书写阶层未必尽是士大夫。汉魏相接，二石经之刻立相距仅约60年。魏废东观，另立秘书监，承汉东观职能。《熹平石经》乃能书者在东观完成，《正始石经》之书刻则当与秘书监有紧密关系，理由有三：其一，秘书监责在正定文字，与石经刻立目的一致。汉魏之交，书体演进加剧，楷书体新兴，古文越发久远，秘书机构应运而生，*适合负责书刻石经。其二，秘书多善书者，具备书经条件。《四体书势》称：“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以此，则石经中之八分书可能即供职于秘书监的毛弘弟子所为。其三，秘书监吏员充足。《三国志补注》卷3引王肃表曰：“青龙之末，主者启选秘书监，诏秘书，骋吏以上三百余人。”青龙之末距正始之初仅七八年光景，秘书监壮大为石经书刻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汉魏时期碑刻书人中的低级身份
东汉中后期和三国时期，碑刻大行其道，故吏僚属及门生弟子为纪官长功德，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立碑刻石事宜。
一、东汉石刻书人的低级身份
汉武都太守李翕有治绩，遂有《西狭颂》《郙阁颂》刻诸摩崖。前者刻于建宁四年（171年），后者刻于建宁五年（172年）。《西狭颂》后署“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郙阁颂》题名有“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从史位是东汉散吏，清黄生《义府》卷下《张纳碑阴》释“从掾位”曰：“似是试职而未即真之称，《郙阁颂》后有从史位，亦此类也。”下辨为地名，东汉设下辨道。《郙阁颂》中称“臣□□□，勒石示后”，所谓“臣”者，当即李翕手下的僚属。两者对比可知，一为僚属从史位仇靖所书，一为故吏仇绋所书。
《武斑碑》立于建和元年（147年），载碑主武斑功德。后署“防东长（齐）国临菑□纪伯允书此碑”，此碑书者当为“□纪”字允伯者，书碑者亦当为武斑生前之僚属。宋代章樵《古文苑》卷18注曰：“防东县属山阳郡中都县，属东平国，汉制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又《后汉书》卷38曰：“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防东长秩当三四百石。
建安十年（205年）刻立之《樊敏碑》，末刻“石工刘盛息懆书”。其版本、句读和理解，学界有不同意见。《金石录》称“此碑独首尾完好”，洪适多见实物，则《隶续》卷5所录“石工刘盛息懆书”可信。汉代石刻署名兼书名与字为通例，而仅书其名者少，“盛”与“息懆”相辅相成，合于字说之例。石工世守其业，《樊敏碑》立于四川芦山，居边远，石工书丹或许与此有关。又据芦山新近发现的《赵仪碑》所载，建安十三年（208年）重立《张仪碑》，“以家钱雇饭，石工刘盛复立”。此碑比《樊敏碑》晚立了3年，且同在芦山，刘盛当为一人。“以家钱雇饭”可明刘氏或为职业名工，兼能书丹未尝不可。
考汉碑刻书人，当重书佐。汉书佐地位不高，多主文书，故与翰墨关系较近。《后汉书》卷90注曰：“《续汉志》曰：‘书佐主干文书。’”有的书佐参与了石刻的书写，典型者即延熹八年（165年）立《西岳华山庙碑》，末署“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古人关于该碑书人问题曾有分歧，尤其是对“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理解迥异，或以为“郭香”察书，或以为“郭香察”书。因书佐职官低微，未见汉书佐察书之制，故以郭香察为书人占优。
其他汉碑刻中，常见书佐及其他文职官吏列入，今人有以为书人者，多为臆测之言，限于篇幅，此不细辨。
二、三国石刻书人的低级身份
考三国石刻书人，须重吴国令史一职。吴天玺元年（276年）所立之《禅国山碑》，后两行署名涉及[7]书撰人和刻工之名，各家著录和考释稍异，其优长之说为：“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所书，刻工殷正、何赦。”立信中郎将乃武职散官，而中书东观令史则是文职实衔。令史之职，汉已有之。东汉末，曹操设秘书令，典尚书奏事。三国时，曹丕改秘书为中书，吴国亦设中书，职官有中书令、中书仆射、中书丞等。东观原为东汉宫名，已见于前文。东吴置东观令，董理经籍，掌修国史。然东观令与东观令史并不同，令为其领者，令史地位较低，若《后汉书》卷36载符节令六百石，符节令史二百石，尊显自明。除东观令史外，三国还有兰台令史、文字令史。苏建为“中书东观令史”，则东观令史隶属中书。因《天发神谶碑》中有“兰台东观令（下阙）”，其下或阙“史”字，或无“史”字，都能说明兰台亦有东观令之属。兰台多隶尚书，则中书东观令史与兰台东观令史已有不同，不过其地位当近同。《后汉书》卷77注曰：“《续汉志》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三国承东汉，吴国东观令史秩约百石可明。
第三节 南朝石刻书人中的低级官吏
南北朝书石者未见书佐、令史和其他低级文吏参与其中。这些书人品秩不高，为便于分析，本书将正六品相应级别以下者称为低级官吏。
一、梁朝石刻书人的低级身份
地位较低的参军、行参军，常为南朝石刻书人。《梁罗浮山铭》书人萧世贞为梁参军。撰者萧誉为皇子之庶子。考《通典》卷37《梁官品》，七班有“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萧誉为河东王，属蕃王府，则萧世贞之参军即此，秩为五班，相当于九品制之从七品。
梁又有《檀溪寺禅房碑》，书人许璠为前辅国郡都曹参军。《集古录目》跋《梁檀溪寺禅房碑》云：“梁信威主簿刘之遴序，记室参军鲍炯铭，前辅国郡都曹参军许璠书。”“前”言非现职。《梁书》卷49曰：“王迁郢州，兼都曹参军。 除员外散骑侍郎。”据《通典》卷37《梁官品》，员外散骑侍郎为三班，则都曹参军当在三班（相当于从八品）以下。
比参军稍低者为行参军，陈碑书人有之。《至大金陵新志》卷12下《摄山栖霞寺诗碑》注：“翊前会稽王行参军京兆韦霈书。”韦霈或作李沛（霈）、车霈、王霈，当以韦霈说为是。据《通典》卷37《梁官品》，二十班有“四翊”，翊前是“四翊”之一。韦霈的职官为“翊前会稽王行参军”，即韦霈为翊前将军、会稽王陈庄的僚属。“行参军”在《通典》卷38《陈官品》中有二：第八品中有皇弟皇子府行参军；第九品有蕃王府行参军。韦霈当为皇弟皇子府行参军，秩第八品。
梁石刻书人又有奉朝请。《萧憺碑》署“吴兴贝义渊书”，未署职官。碑无年月，萧憺卒于天监十八年（519年），是碑当立于此后不久。另有《萧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