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马汉尼（James Mahoney），是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决策学戈登·富尔彻教授（Gordon Fulcher Professor）和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他是《自由主义的遗产：中美洲的路径依赖和政治体制》（The Legacies of Liberalism：Path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Central America，2001）的作者，该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比较和历史分会的小巴林顿·摩尔奖（Barrington Moore Jr.Prize）。他还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2003）的合著者，该书获得了美国政治学协会定性方法部的乔瓦尼·萨托里图书奖（Giovanni Sartori Book Award）。
　　
　　凯瑟琳·瑟伦（Kathleen Thelen），是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福特教授（Ford Professor），她是《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2004）的作者，她的著作曾获得多项大奖；她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历史制度主义和制度变迁理论的文章，包括《解释制度变迁：歧义、代理和权力》（与James Mahoney合著，2010）、《超越连续性：高级政治经济中的制度变迁》（与Wolfgang Streeck合著，2005）等。瑟伦曾在柏林社会政治学院、哥德堡大学（瑞典）、纳菲尔德学院（牛津）、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等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她曾担任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和社会经济学促进会主席。
　　
　　秦传安，江右湖口人氏。以译书谋稻粮，托刘伶为知己，攀陶令作老乡，有闲烹茶，无事涂鸦。夫子曰，不知老之将至。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丛书，正是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资助下形成的“财政政治学译丛”。
　　“财政政治学译丛”中的文本，主要从美英学者著作中精心选择而来，大致分为理论基础、现实制度与历史经验等几方面。
　　“财政政治学译丛”首辑推出10本译著，未来根据需要和可能，将陆续选择其他相关文本翻译出版。
　　推进“财政政治学译丛”出版是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的一项重点工程，我们将以努力促进政策研究和深化理论基础为己任，提升和推进政策和理论研究水平，带领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治理。
　　作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支持的上海市十大高校智库之一，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依托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团队，吸收和组织校内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法学等不同学科研究人员，联合国内其他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机构，建立多学科融合、协同研究、机制创新的科研平台；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以政府需求为对象，力图运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和发展中的难题，提供具有战略性、综合性、科学性理论支撑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决策咨询报告，服务政府决策；形成人才培养、决策咨询、学术研究“三位一体”合力，在研究者与决策者、知识与决策权间架起桥梁，把优秀的思想与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接，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咨政启民”的“思想库”作用。

　　《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进展》：
　　时间结构
　　比较历史分析研究清楚地认识到，变量和过程本身就有时间结构。一个给定的因果性要素，或一个给定的改变过程，就其持续时间或快慢来说可能千变万化，但这些变化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你不仅要问某个过程或事件是不是以给定的强度发生，而且要探究其发生的时间维度。一个给定的过程展开得多快或多慢？一个因果性的过程的步幅是多少？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既是因为时间结构可能塑造因果效应的形式和性质，也是因为事件和过程的时间结构可能是重要的结果，其本身就值得解释。
　　比较历史分析关注时间结构意味着这一传统中的工作注意到了那些逐步的、缓慢移动的、不易觉察的因果过程。皮尔森的那一章（《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进展》）提供了权力动力学运转的多重例证，通过这个过程，一些选项、议题或观点“从政治中组织起来”。这些“隐藏的”权力维度，只有当它们随着时间而逐步展开时通过审视过程才能看见。很多比较历史分析工作的更宽广的时间范围使得分析者能够揭示末梢因果过程的影响，对这些过程，其他的方法同样不适合去捕捉。例如，在亚沙尔（Yashar，2005）的作品中，因果过程在几十年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驱动着拉丁美洲土著抗议的展开。亚沙尔认为，原本为了把印第安人转变为国家公民而创造的社团主义结构事实上适得其反：通过庇护土著社群，它们使种族分裂去政治化了。结果，当新自由主义改革缓慢地终结这些保护时，身份被重新政治化，在一波土著组织和抗议中达到高峰。因此，那些看似突然出现的叛乱，事实上最好被设想为缓慢发展的因果过程的产物，其过程始于社团主义时期之末。
　　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中的另一项工作显示，如果一个给定的事件或过程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有可能触发一个引爆点，或者启动一个扩散或累积的过程（Grzymala-Busse，2011）。一个具体实例是休伯和史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2001）研究政府的长期社会民主控制对福利国家结果的影响。尽管一次选举结果不会打造制度模式，但从长远来看，选举胜利会产生一种“棘轮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原本有争议的福利政策变得牢固，并构成后继争论的起始点。
　　正如“原因”有时间维度可能影响最终结果，“后果”有时间结构，对政治分析很重要。论述反馈效应的文献有一个重大教训：对政治学家来说很重要的现象或许只是缓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Pierson，2004）。诸如引入追加（私人）退休账户之类的政策，其政治影响只是当参加人数增加、投入（在财务上和政治上）这些计划的公民人数不断增长时，才逐步显现（Hacker，2005；Jacobs，2012）。
　　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进展》中，哈克尔、皮尔森和瑟伦审视了两种形式的渐进变革的关键属性，在大多数政治学分析中，它们躲过了监测。它们把漂移和转换描述为策略，通过这样的策略，行为人可以静悄悄地促进政治结果的重大改变，其效应只是在表面上制度稳定的掩饰下缓慢地出现。漂移发生在政策或制度被故意保持原状的时候，这个时候漂移在更广泛的政治或经济语境中改变政策或制度的效应，例如，当人口统计的或技术的改变使得现有监管制度变得低效时。实际上，按照定义，这些过程的政治后果只有当你采用长时段的视野时才能看见。类似地，现有制度和政策的转换所促进的目标常常截然不同于它们为之而创立的目标，而这些转换常常只是逐步进行的，例如，通过对现有规则的新的法律解释的积累，或者把老规则应用于新问题。
　　通过聚焦因果过程和效应的时间结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们开启了关于制度变革典型模式的广泛对话。一些论述路径依赖的著作让人们关注到一种不连续改变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段短暂的迅速变化后，紧接着是一段长期的稳定。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很适合用来研究这种发展，因为它关注关键节点和长期因果模式的分析。但与此同时，其他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强调各种不同的缓慢移动过程，却没有产生这种断续平衡的变革概念（例如，Pierson，2004）。这些作品显示了渐进变革在政治世界中如何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制度演化模式（ Thelen，1999，2003，2004），作为结果，学者们如今常常会考量长期过程在哪些方面以路径依赖约束内的增量改变为标志。
　　最近对渐进制度变革过程的关注刺激了一些重要的新的理论和经验文献（Mahoney and Thelen，2010a；Streeck and Thelen，2005）。这些文献从识别渐进变革的典型模式（例如，层级化、漂移和转换）向发展关于特定变革类型的原因演进。新的工作提供了构造解释，在这样的解释中，结构语境与特定种类的行为人结合起来，产生了特定的渐进变革模式（Hacker，Pierson and Thelen，《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进展》第7章；Mahoney and Thelen，2010b）。并非巧合的是，比较历史分析走在探索渐进变革的前列，甚至能够“看到”增量改变如何累积成重大变革，这需要一个人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特有的长时段视野。那些仅仅聚焦短期效应的方法则看不到制度变革的这种逐渐展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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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论
1．当代政治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 议程设置工作
2．发展型国家（地区）的兴衰
3．联合、政治和分配：埃斯平一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4．不只是什么，还有何时（及如何）：威权主义持久性研究的比较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 时间分析工具
5．权力与路径依赖
6．关键节点与制度变革
7．漂移与转换：制度变革的隐藏面

第四部分 方法问题
8．比较序列法
9．嵌套分析：走向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整合

后记 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过去，现在，未来
译丛主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