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0年7月到上海去投考上海美专的。在未去上海之前，我早就听说过上海有一种弄堂房子叫做亭子间，很适合一两个人居住。顾名思义，我以为亭子间是一个四面开窗的房子。从小在中国古典式窗户不多不大的老式房屋中长大的我，把窗户看作是窥视外部世界的唯一孔道，对于宽敞而又明亮的窗户的渴望高于一切。我是在江西九江市城内一个破落的书香人家诞生的。我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一个。由于三个哥哥比我的年纪大得多，我自小孤独无伴，养成一种爱好文艺、爱好幻想的性格。从窗户眺望蓝天上的流云，从窗户眺望窗外枇杷树叶上的积雪悄悄地落下的场景，是我幼年时代的赏心乐事。所以一想到亭子间四面开窗，就马上联想到早晨我打开东面的窗户，眺望天上灿烂的朝霞：傍晚我打开西面的窗户，眺望落日的余晖：热天我打开南面的窗户，好让清风徐来：北面窗户的光线变化不大，正好是画案摆在这个地方。结论是如果我去上海，我一定要住进这四面开窗的亭子间。
果然，我一到上海，就搬进了表哥家的亭子间。举目四顾，这才明白亭子间并不是什么四面开窗的房子，而是只有一面开窗而且窗外是被一堵高墙挡住的房子。我的幻想被现实砸得粉碎，我不得不追究为什么叫做亭子间的原因。
等到我随着表哥搬家而住过两三个亭子间之后，我才明白亭子间不过是“灶披间”(上海人称厨房为灶披间)的上层建筑。它的特点是三面不搭界(上海人称房屋不与邻家相连为不搭界)，如果没有一面和隔壁的亭子间连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四面都不搭界的完全孤立的亭子。把这种房子称为亭子间，看来也是合乎实际的。
不过，我对这个第一次住进的亭子间还是非常满意的，满意的不是亭子间本身，而是这房屋的其他部分。这座房屋位于法租界恺自尔路嵩山路口(隔不远就是现在名为淮海中路的过去有名的霞飞路)，是一座面临马路的房子。二房东是一对五六十岁的朝鲜夫妇，无儿无女，整个房子打扫得千干净净。他们自己住在楼下，前楼后楼由我表哥一家居住。前楼的前面走廊上有一排铁栏杆，可以凭栏俯瞰马路上的一切，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所在。它比窗户好得多，我只要一有空闲。就靠在铁栏杆上眺望街景：马路边人行道上栽着法国梧桐，它肥大的绿叶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我透过梧桐树的空隙可以看见马路对面红墙红瓦的房子，可以看见走路并不匆忙的行人，可以听见多年没有听过的卖饧糖的老人敲着小铜锣的声音，可以听见带着异乡口音的小贩们懒洋洋的叫卖的声音。特别是雨夜，我可以凭栏俯视那被雨水冲洗得油光水亮的马路上闪耀着一会儿鲜红一会儿翠绿的交通灯的灯光的美景。这些宁静而又多彩的异乡情调，简直令我心旷神怡，仿佛换了一个人间。
必须说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正是世界经济不景气非常萧条的时期，连霞飞路上的车辆行人也很稀少，那种安静与冷落是现在的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也是当时来自兵荒马乱的内地的我难以想象的。
回想我16岁时的逃亡生活，也不知不觉地混过了4年。那时我正患肺结核，经常咳嗽，灰色的心情和灰色的人生道路混合在一起。陌生的街道和古老的房屋是灰色的，嘈杂的市井声和冰冷的人情也是灰色的，特别是那一早一晚城墙上练习军号的声音，吹得人心慌意乱，那声音好像是哭诉，一边诉说着一个动荡不安的人间地狱，一边诉说着被压迫被损害者的悲痛与绝望，这是一个曾经一度辉煌而现在正在消失的世界末日的声音!
现在，我20岁，我来到了上海，它的安静与多彩，恰恰和我过去的生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环境的改变，往往给人一个生活已经完全改变的错觉。说实话，我初到上海时的确有这种错觉。
回想我离开家乡的前两个月，比我大十岁的二哥拉着我一同去定购西服、皮鞋之类的衣物，我心想他不过是一个县教育局督学，既要养一家六口，又要供给我求学的学费，哪里有余钱给我添置衣物哩?所以我不肯去。二哥满脸不高兴地把我拉进卧室，轻轻地对我说：“我不是教你到上海去摆阔气，我是要你化装化装，你懂不懂?这是化装。上海这个地方只认衣衫不认人，穿得好一些可以省掉许多麻烦，免得你把九江的闲话(说我是‘白色恐怖下的漏网之鱼’的闲话)带到上海去。”二哥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我十分感动，我马上跟着他走，到城外去定购了西服、衬衣、领带、皮鞋等等。到了上海之后，我这一身崭新的服装在上海并不显得新奇，可是对于那些专门把亭子间租给外地人的上海二房东来说，的确对我另眼看待。二哥的话确实有先见之明。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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