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入住“古田村”资格最老、党龄最长、生平最坎坷的一位元老级的人物。
尽管没有显赫一时的职务，没有人人皆知的“殊荣”，没有可以炫耀的战功，但他是“暴风雨中的一只海燕”，盘旋于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用一颗赤诚之心，用超常的智慧和毅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海外侨胞至圣至洁的爱国事业，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就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伍治之。
如今，知道伍治之这个名字的大可能不多了。曾经与他相处过还健在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这不奇怪，因为在暴风骤雨的战争年代，他和夫人蔡楚吟频繁地变换生活和工作地点：汕头一广州一香港一汕头一泰国一上海一香港一曼谷一北京一越南一印度尼西亚一福州……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对夫妻是“藏姓埋名，隐居幕后”的。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还在普宁县城读小学的伍治之就参加了本县学生会组织，发动同学上街游行，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5月，他和方思琼（方方）代表普宁县学生会出席在汕头召开的岭东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他们上街游行示威，焚烧日货。
1922年2月，高小毕业后，伍治之受聘为普宁县平民小学教师。这一年放暑假，他到泰国寻访大哥和二哥，被聘到尖竹汶南华学校任教2年。为追求进步，他又回国到潮州韩山师范学习。
9月，由彭湃、杨石魂介绍，伍治之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广东新学生社，开始了革命工作。
1925年2月，他受聘任汕头市立第三小学教员，向在广州的彭湃申请加入共青团，很快被批准成为当时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共青团员。
3月，周恩来率东征军进军潮汕时，在共青团汕头地方代表大会上，伍治之当选为团地委书记。潮汕各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欢迎东征军，周恩来发表讲话，他担任潮汕话翻译。当时，东征军领导人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蔡楚吟家召开的。每次会议，蔡楚吟全家都在周围放哨，确保周恩来和与会同志的安全。
这一年，伍治之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潮汕地区成立中共潮梅特委。邓颖超与他同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
1926年6月，伍治之奉调进入秘密设立的广州党校学习。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人的讲课，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
1927年3月，伍治之被选为共青团“四大”代表。他随同以沈宝同为团长的“四大”广东区代表团，于4月18日到达武汉。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开幕，伍治之作为团的代表列席了会议。5月中旬，团的“四大”在武昌召开，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拥护党的“五大”革命纲领和团中央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任弼时为团中央书记。
团的“四大”闭幕后，伍治之受命经上海去香港筹建团广东临时省委机关。8月，团中央派莫沧白任团广东临时省委书记．决定伍治之回海丰工作。由于反革命政变的影响，海丰正处在革命低潮中，白色恐怖严重，团组织已经停止活动，团地委的干部都已分散隐蔽，蔡楚吟也已离开海丰回到澄海娘家。伍治之回到海丰1个月后，经过团的组织同意，也暂时转移到澄海蔡楚吟家隐蔽起来。
1927年底，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革命进入低潮期。
1928年初，由于广州起义失败，环境更加恶化，伍治之的组织关系中断，并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被迫和蔡楚吟携幼儿伍毅鸿（后在延安改名蔡诚）转移到泰国，在万佛岁和柯叻的华侨学校任教，同时参加当地的“暹罗反帝大同盟”。
1929年12月，由中共南洋临委派任伍治之为中共暹罗特委秘书。从事恢复被破坏的党的组织工作。翌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胡志明持中共南洋临委介绍信到曼谷和伍治之联系，指示撤销中共暹罗特委，成立中越侨党统一的暹共临委。伍治之任临委的宣传委员，和蔡楚吟一起负责中共侨党的组织工作。
不久，曼谷发生“大逮捕”。因从事革命活动，蔡楚吟预感到在曼谷随时有危险，就托人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孩子的外婆抚养。果然，由于国际间谍李存的告密，伍治之、蔡楚吟一起在曼谷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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