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童年
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衖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衖，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〇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我记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过安徽的学台，有一点政声。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还有来往，后来章太炎参加革命，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结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发请帖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亲，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可是在严家衖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因为那座老房子被风火墙围着，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每逢过年过节，樊、李两家会送给我们一些节礼，如糖果、日用杂品和鸡鱼之类，母亲总要省出一点来分送给邻里中比我家更穷困的人。我还记得她经常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我们后园陈家荡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总和我母亲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完，而讲的又是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老话，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听烦了，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烦烦老太太”，而母亲却特别耐性地听她讲过十遍八遍的老话，也特别关心她，不单在年节，连我家自己种的蚕豆、毛豆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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