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脱贫带边疆：九间棚建设小康社会30年目睹记》：
第一节 困境中的众生相
1.光棍儿堂
沂蒙山区是我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罗荣桓带领八路军过津浦线，困难重重，是沂蒙山区接纳了他们。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驻扎在沂蒙山区，也是这里的大山与人民掩护了他们。
沂蒙山区人民在战争年代，勒紧裤腰带，自己吃糠咽菜，却把粮食送上前线，把亲人送上战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1年，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在“挂心橛子”下面，住了整整三个月。那里的闭塞与落后，带给了我长时间的惊讶与伤感。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年春节，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二，我在沂蒙山区整整住了十天，目睹了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的生活。在这十天里，我的心一次次在剧烈的冲击中颤抖，我一次次按动快门，记录下那些令人心酸的场面。
在那里，我无数次地看到这样的场景：穿着上级救济的黄色军大衣的光棍儿汉，在冬日的阳光下抄着手，懒洋洋地靠在石墙边张望着，像是在等谁。其实，他谁也不等，就是在晒太阳。若是临近春节，便说是在等救济粮——地瓜干虽能填饱肚子，可没有白面，包不了水饺，就过不了年。在农村，这样的老光棍儿已经无法找到媳妇了——连自己都养不活，谁跟他呀！
在沂源县的唐山山腰，我遇到了已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一家人——72岁的老汉鲍延吉与他的四个儿子。
当我来到他们家时，老汉正坐在门口，一个医生到他家要债——三个月前，老汉的老伴儿病死，他家欠下了210元的药费。
老汉对医生说：“你跟他们要。娘死了，该由儿子出钱。”
儿子们则从屋里喊：“老的还在，钱由他出。”
医生急得直嚷：“不像个人家！”
我走进老汉家一看，屋里的床是用土块堆起来的，门边有口咸菜缸，也是空的。老汉一边喝着地瓜干酒，一边用舌头舔着大块的咸盐，喝一口酒，舔一下盐。
医生气愤地责问：“你不还钱还喝酒？”
老汉说：“不喝酒，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第二天，我又路过他们家，当时已是中午11点，父子几人都聚在门前下棋。他们清一色的黑棉袄黑棉裤，没有一个穿罩衣的。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下地干活儿，老大说：“没啥可干的。于也是白干，没有水浇地，全靠老天。修了十多年的水库，结果都是替外村干的。”老汉说：“挣不来钱，口粮买不回，只有靠国家救济，饿不死就行了。”
2.“养儿不如养鸡”
从“光棍儿堂”出来，乡干部又带我来到了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儿，已当了21年的村干部了。他向我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
这个村地处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每亩产量50公斤，人均年口粮也只有39公斤，根本不够吃，村民只能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仅29元，而且这还是由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该村全年没有一分钱的现金收入。村中家产折价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这些家庭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等用具之外便一无所有了。
老张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足有半面山墙那么高，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的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是，他家有一扇很简陋的门，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里就有一点好——从没闹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人们平日里也用不着关门。他50多岁的老伴儿一直在旁边，将手插在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儿。
出了他家，乡干部在路上向我介绍，这支部书记老张还是个“新郎官”，刚成亲三个月。老张年轻时就爱过这个女人，但因为他家太穷了，所以她就跟了别人。没想到30多年来，村里一直这么穷，老张也一直说不上媳妇。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儿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经当奶奶了。有人说是老张有真情，一直在等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了老张家堆了半面墙高的地瓜干，够吃几年。不管咋说，最后，老张还是娶到了这个女人，现在日子也过得蛮和睦。乡干部说，城里的文化人若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戏文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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