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烈奔突的鄂尔多斯文学
辽阔美丽的鄂尔多斯草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从元代的《白史》到明清时的《蒙古源流》《黄金史》《智慧明灯》《宝石佛珠》等著作，都是由这块土地产生的宝贵财富。在今天，多种文化的融合碰撞，多民族作家的交流汇集，再一次催生了鄂尔多斯文学的奔突，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追问，造就了鄂尔多斯文学在新时期的超越。天高地远的独特自然环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交融，使新时期的鄂尔多斯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冷静而独特的文学思考。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的多民族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了人与自然、人的内心及生命意识的叩问。
阿云嘎的《黑马奔向狼山》与肖亦农的《孤岛》可以说表现了不同时期但同样沉重的思考。肖亦农笔下的黑驴竭尽全力保护了人类，最后却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恶化的滔天冰湖之中，而阿云嘎的黑马在极力亲近人类反倒处处受到伤害之后，不得不绝尘而去，奔向天敌群居的狼山。甫澜涛的《紫山岚峡谷》用一个孩子未受扭曲的童心和善良的目光，批判了人类对生灵掠夺侵害的丑恶。正是这些作品，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人类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对自然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快感，却越来越忽视自然界的本来存在，不去尝试了解整个地球的生命支撑系统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人类在抛弃“老黑”和“黑马”的同时，其实也正在抛弃人类自己。 从世界范围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学批评的论争，多因“冷战批评”的语境而出现，即把焦点集中于人类创造力、人类力量和人类社会关系之上，而21世纪的文学批评，从更大范围来说注意到了“全球变暖批评”，即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被动、有序和驯服的，而是有生命的、既不能完全控制又能灵敏应对人类的无知。而某种特殊的文学语言的使用，或者能将我们与自然界重新联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云嘎等鄂尔多斯作家超越了一般的社会价值审视，而将目光投向了更为深层的人类生存背景，从而使其作品产生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文学价值。
与之相应的是，除了外部世界之外，人的内心世界同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甚至无限的宇宙。布林在《蔚林花》《不死的铁木尔》等作品中，一步步进行着传统小说的解构，他以一种具有灵性的草原书写表达了人性乖张多变的特性。乌雅泰的《沙原夜话》用一种别出心裁的自言自语的方式，剖析了一个人欲望与理智的种种冲突。莫·哈斯巴干的《美丽的T》更为直观地将欲望化作了心魔，人与金钱、性、权力等日益膨胀的心魔之间，展开了肉搏式的亲密接触与残酷厮杀。张秉毅的《我和我的羊群走过四季》通过人与羊的相伴，感觉到人性的回归。王建中的《咸丰五年的一个早晨》细致人微地刻画了男人女人相依难舍的情感，表现了人类性爱的精致。
莎士比亚在戏剧《皆大欢喜》中吟唱道：“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他的表演可以分为七个时期。”人性的多样化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在鄂尔多斯作家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人们还应注意到，鄂尔多斯作家在文本上的相对无拘无束，他们是以神的方式，“我们以我们的形象造人”。如同广阔草原上奔驰的骏马，他们有的狂放恣肆，有的简洁明朗，有的神秘华丽，充分展现了鄂尔多斯土地所具有的丰厚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多民族作家各自不同的风采。在当今日益城市化并全球化的社会与文化空间之中，如何审视自身，文学艺术正尝试着一种新的认知，以把我们当下的生存体与新的全球文化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势下，许多难以置信的文化实践方式正在不断产生，而带着草原气息的鄂尔多斯作家显然有着他们独特的创造。
正是这一切，使得在文学世俗化不可避免地来到读者身边时，我们倍加惊喜地感受到鄂尔多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它或许可以视作一个区别于其他文化、有着一定差异性的文学符号，是苍茫草原吹向都市的一股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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