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更为引人注目的或说魅力所在,是马可鲜明的话语风格。马可海阔天空、油嘴滑舌、撒泼耍赖、滔滔不绝的话语,非常富有气势。马可讲的故事前后并不关联,而是想到哪儿就说哪儿,由现实的一点触发,而引起另一故事的讲述。他也不以讲述故事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话语欲望,在滔滔不绝的诉说中,获得一种诉说的快感。就像《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一样,诉说就是目的,话语表达的技术成为小说的主体。在滔滔不绝的话语狂欢中,莫言充分地享受着语言诉说的自我愉悦。老太太的话语带有某种神秘色彩,“我”的即时叙述则是平实的,马可的叙述则是荒诞不经的。这种不同的话语风格组合在一部作品之中,显示出丰富的而又富有变化的话语特征。这种话语特征应该归于视角转换之功。同时,也把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恶名转嫁到马可这一叙述者身上,从而摆脱了第一人称“我”的责任。也可以说,“我”是现实场景的叙述者,而马可与老太太讲述的离奇故事,与“我”的现实场景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对立,从而也带有复调的意味。
《战友重逢》中的视角转换是在阴阳两隔的世界里进行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我”现役军人赵金回乡探亲时与’战友重逢的故事。赵金路遇战友钱英豪的鬼魂,他们在河堤大柳树的树冠上一起回忆起在部队的岁月,后来郭金库到河边钓鱼时,也被拖到树冠上。再加上结尾处出现的张思国,他们都是同村同时入伍的战友,十三年后重逢于故乡的河堤上。赵金作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者,兼具观察往事的回顾性视角和现场描述的现实性视角,钱英豪和郭金库则轮番讲述各自的经历,就像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中七个姑娘与三个小伙子轮
流讲故事一样,叙述视角不断转换。小说除了在第六节和第十七节钱英豪成为叙述人,第十五节以郭金库的视角进行叙述之外,其余的都是以“我”的视角叙述为主。在我与钱英豪的对话中,让读者了解到当年的钱英豪是军事训练的标兵,满怀着当英雄的憧憬,踏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但可悲的是还未与敌接触,一枪未发,一弹未投,就被敌人的机枪射中而牺牲,安葬在南疆的烈士陵园。钱英豪感到死得窝囊。小说的行文中不断变换叙事视角,“我”在叙述钱英豪的行状时,也不时地转换为钱英豪的视角,从钱英豪的叙述中,使我们了解到安葬在烈士陵园英魂的生活,一千二百零七个英灵像活着时一样编为一个团,有团长政委和各级干部,钱英豪被委任为连指导员。每到夜里他们列队出操,捉萤火虫、学习,有着严格的纪律。
小说的第六节转换为钱英豪的视角,叙述对象又成为叙述者。钱英豪讲述了华中光想回家而不得,不禁号啕大哭,这时组织上安排二排长姜宝珠去劝说华中光。于是叙述人又转为姜宝珠。姜宝珠轻言慢语地讲述了自己家里艰难困苦的生活,回家探亲时,女儿盼盼在深秋季节只穿一件遮住肚脐眼的小兜兜,光着屁股,赤着脚,冻得浑身冰凉。女儿饿得哭了起来,娘把一块玉米面饼子嚼成糊状,捏了一点盐抹上,然后抹到盼盼的嘴里。女儿哭着,咳嗽着,终于把这口撒了盐末的糊糊咽了下去。这一场面的描写,是那样地从容冷静,却不禁让人落下心酸痛楚的泪水。离家归队时的场面,在姜宝珠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更是令人心酸不已。同样的农村家庭,同样的经历,姜宝珠的哭诉,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然而华中光并不是因为想家而大哭,而是因为报纸上的一条中越两国即将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消息,而感到自己死得冤枉。情节的逆转固然出乎意料,而叙述视角的转换,则使小说叙事的层次起到了一种递进作用,小说整体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的“我”——少校军官赵金——是主叙述层,在这一节中的叙述者是钱英豪处于次叙述层,而姜宝珠的叙述则处于次次叙述层。这种叙述的层次感,如同《十日谈》故事中的人物也常常讲故事,故事套故事一样,复杂而有序,形成了一个严谨和谐的叙述系统。在第十七节,钱英豪叙述了父亲前往南疆烈士陵园取回自己尸骨的经历。一个老复员军人,拖着残肢千里迢迢来到南疆,要取回儿子的尸骨。虽然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但人鬼两界都给予了理解,并默许了老人的行为。钱英豪才得以返乡,才有了故乡河堤大柳树上的战友重逢。第十五节郭金库叙述了钱英豪父亲委托他去南疆取回钱英豪尸骨而自己却未能成行的愧疚。其实,除了这三节分别以钱英豪和郭金库的视角进行叙述之外,在其他节中也在不断地变换叙述视角,如第九节在“我”的叙述中,也穿插了钱英豪讲述的与女报幕员牛丽英的恋爱经历。在第十二节“我”赵金叙述了回乡探亲时路遇郭金库的经历,在赵金的叙述中又不断地转换为郭金库的视角。由此,使读者了解到郭金库退伍后在乡武装部当临时工,负责擦拭武器。对此心怀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境遇。可以说视角转换是这部小说在叙事角度上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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